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選秀節目中“偶像文化”對於青少年的影響，也印證了像呆呆一樣的觀眾的離開。不過，它同樣也暗示了，新的觀眾將不斷成長起來，彌補上一代“粉絲”離去的空位。“我們就是以青少年為主要定位觀眾，一茬長大了，另一茬又長起來了，新粉絲每年都在產生。”某選秀節目負責人說。
“選秀不是一個怪物。”李忠敏（化名）總是試圖跟大家解釋，他是某衛視著名選秀節目的高層之一，深知在今天的大眾眼里，選秀越來越像一個怪物：“三俗”，上頭不喜歡，下頭又有相當一部分觀眾唾棄，收視報表一年比一年難看，這樣畸形的節目，何必還做下去？
但是站在一個電視人的立場，一個活動主辦者的高度，看到的景象卻全然不同。這也是李忠敏在“怪物”之後通常跟著的一句話：“它是一種方興未艾的、優質的節目類型。”
做了14年電視，李忠敏自認是一個有責任感的電視人。這種責任感，體現在選秀節目的“使命感”上：“國內的演藝市場，目前較正式的出口還是只有專業學院，低端的出口相對匱乏，這是選秀存在的最大意義。”湖南衛視對此有著一番相似的解釋：“音樂是人類不變的需求，每年都有熱愛唱歌的人們需要有舞台給他們展示。所以只要音樂還存在，愛唱歌的人還存在，選秀就會被需求。”
但責任感並不能解釋所有動機。“收視，吸金能力，品牌效益。”李忠敏坦然給記者開出一張選秀節目的利益訴求單。2005年，《超級女聲》創下平均8%-10%的收視神話，而去年的“快男”10進8的收視率卻不到1%，相比巔峰期收視下降了近九成。儘管如此，比起其他綜藝類型，選秀節目對收視的絕對拉動力仍然不可忽視。“吸金能力”簡而言之就是廣告收入，去年第一次搭台的“花兒”，造價1000多萬元，入賬7000多萬元，差價6000萬元，而收視率看似慘淡的“快男”，淨賺廣告費就有一個億，“就算口碑、人氣大不如前，賺錢根本不是問題”。除此還有對品牌的提升力，“到哪裡去找一個大型節目活動，能像選秀一樣，短時間內迅速積聚如此多關注和人氣？”
面對大眾對選秀的種種指摘，李忠敏有些委屈，因為在他看來，大多數人總是“邊罵邊看”。“他們沒有從節目中獲得快樂嗎？”他連續反問，“這種強有力的互動性，全民參與所帶來的快感，除了電視，哪種媒體可以做到？”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也默認這一點，這種互動甚至把從前很少看電視的青少年從網絡的虛擬世界中“拉”了回來，重新吸引到電視機跟前，相當於，選秀“沒有從原有的蛋糕上分走更多，而是另外做了一塊蛋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