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7日電／《工人日報》報道，歲月似乎沒有在梁曉聲的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諸如成熟，諸如世故……他依然那麼秉直善良，真誠倔強。他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做一個像胡適、蔡元培那樣的，中國的、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
“當年蔡先生都是步行去北大，人家送他馬車都不要，更別說汽車了。出入校門見了工友還會鞠躬，且是發自內心的謙卑。”梁曉聲一直堅信不移的是，文化應該擔負起培養公民品行、撫慰和溫暖他們倍感傷痛的心靈的職責。近些年來，相比此前的諸多作品，梁曉聲似乎給讀者的印象淡了。
他寫於199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近日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再版。先前，他認為時評類的書另有評價的標準，需要冷靜、客觀、公允、詳實的依據。而《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情緒色彩太濃。但是時代變了，當他現在回過頭去看，很多事情就不是自己當年看到的那樣。
“從客觀的角度來說，我的書也應該要變化。現在我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搶救’，希望通過修改盡量使之‘重見天日’。”再版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新增了《關於土地的雜感》、《關於青年和新中國的雜感》等多篇重量級文章。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在十幾年後再版，梁曉聲也覺得，知青群體是特別值得獨辟一節來講行評說的，但再版時仍然沒能補遺。梁曉聲是如何考慮的？“我不太願意使這本書，因為增加太多內容變得跟當年相比面目全非。在修改的時候，也沒準備好這方面的材料。所有階層，包括農民和當年相比，生存狀態都有所改觀。本書呈現當時的狀況，會使每個人都會看到自己的變化，誰變化得最多最快，我們應該通過比較要加以重視。”
梁曉聲最近在為即將出版的知青日記寫序，他發現，知青們當年的日記內容，關鍵詞是忠誠、革命、獻身、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批判……唯獨缺少年輕人應有的細致感情。比如有知青負責給隊裡敲鐘，他會寫敲的是革命的鐘，戰爭的鐘，階級鬥爭的警鐘，似乎要敲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他們寫的日記是發自真心的，今天看來卻很荒誕。但“上山下鄉”客觀上卻使當年的廣大中國城市青年與中國的農民尤其是最窮苦的農民緊密地同時也是親密地結合了十年之久。這使他們對於“中國”二字有了更全面的認識，也使他們對於“人民”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