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魯迅經典作品中是怎樣體現他的“立人”思想呢?
張夢陽:魯迅“五四”前夕開篇的第一文《狂人日記》,就是最好的文學體現。他在該文中所說的“吃人”,其實並非肉體上相吃,主要指精神上的相“吃”——互相奴隸,互相傾軋。如他在《燈下漫筆》中所說:“‘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所以,魯迅追求著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呼喚著“真的人”!《阿Q正傳》實質上也是對“真的人”的尋求,希望人們不要做阿Q那樣的顢頇、糊塗、盲目的“本能的人”,而要不斷地反省自己,升華為理性的“自覺的人”。魯迅對精神勝利法的批判,從廣義來講,是對人類普遍弱點的深掘,使阿Q進入了堂.吉呵德、奧勃洛摩夫等等世界文學典型人物行列,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描繪人類心靈的全部隱秘”的“人身上的人”。其他經典篇目《孔乙己》、《祝福》、《在酒樓上》、《傷逝》以及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等,連同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對《紅樓夢》的評論,其實也是在寫人,或以寫“真的人物”為文學的最高標準。魯迅是永遠站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群眾一邊,為他們能夠爭取到“‘人’的價格”,與封建專制者和偽善的“紳士”們做著不屈不撓的鬥爭,也對阿Q之類被壓迫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為提高他們的人的意識、人的覺悟而不懈地努力著。魯迅這時的本原思想實質是《我們怎樣做父親?》中所說“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也就是建立幸福、合理的人的社會。所以從“立人”思想出發,就會更深地理解魯迅的本意,避免誤讀。
記者:可是有人並不像您那樣看,他們認為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本身就是錯誤的,是接受了外國特別是日本版的中國人觀念,以精神貴族的思想改造老百姓的靈魂。
張夢陽:是有這樣的觀點,並且有些學者對之加以“理論”化了。北京大學南門的風入鬆書店最近關閉了,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過去我是每周必去的。最後一次去買的最後一本書是薛湧著的《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這位北大畢業,又到美國讀博士、任教的學者,在此書序中說:“魯迅的《阿Q正傳》,可謂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一個奠基之作”,是魯迅在日本看殺中國戰俘的幻燈片之後,“受了刺激和影響,接受了日本版的中國人的觀念,創造了阿Q的形象”。救治老百姓的冷漠,“並不是靠魯迅這樣的精神貴族來改造老百姓的靈魂。正相反,這些精神貴族應該少過問老百姓的事務,應該讓老百姓自己來組織自己的生活。”這部書很厚,價格不菲,大部分對我也無大用,然而為了這幾句話,我購買了它。
記者:您是終生研究魯迅、崇敬魯迅的,倒為了幾句貶損魯迅的話,購買了這部厚書?
張夢陽:越是研究魯迅、崇敬魯迅,就越是應該注意傾聽那些批評魯迅的意見。看過薛湧先生的書以後,感到他並沒有細讀魯迅的書,是想當然地對魯迅作品下論斷。與他的理解相反,魯迅恰恰是反對專制主義、主張人的覺醒的。一個民族的覺醒,當然需要有先覺者的呐喊,不可能是誰都不說話,自己只管自己,就實現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