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有這樣一種說法：魯迅後期“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世界觀轉變，是一種退步，也是他後期沒有創作的重要原因。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張夢陽：這個問題很複雜。如何看待進化論和階級論？確實是一個很深的理論問題。魯研界自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新的探討，經過三十多年的進程，又有新的進展。我自己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已經寫了《嫉妒———是人性的“陰火”》一文，發表在今年《粵海風》第4期上，但遠遠沒有闡釋清楚，以後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專門研究。
記者：您是否能再具體一點，談談您的看法？張夢陽：1931年，魯迅已經被譽為轉向階級論，但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仍然指出：“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並不認為工人就一定品質好，他筆下的阿Q，窮得只剩下一條不能再脫的褲子，然而品性也不是太好。倘若他真的革命成功，登上權力寶座，說不定比趙太爺還壞！
記者：您是否認為魯迅後期並沒有完全接受當時流行的階級論，《阿Q正傳》也不是按照階級論的理論概念寫的？張夢陽：是的。人，生活在階級社會中，肯定帶有階級性。但是階級性能夠代替人性的全部嗎？我看不能！還是要透視人性的全部基因，才能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
記者：那麼，魯迅後期的作品還有價值嗎？
張夢陽：有。例如他30年代閱讀了《清代文字獄檔》後，在《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一系列雜文中，剸刺刻骨、入木三分地剖析清朝統治者文化策略的“博大和惡辣”，就顯出了無人可比的魯迅式的尖銳、深刻。可惜至今對這些雜文的論析仍然非常不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