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私塾，其實有更多的真相，關於私塾的教材和教學內容陳腐、私塾不符合現代教育需要、教學方法不良等，過去曾經進行過非常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更重要的是，私塾教育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它的形成要靠城市鄉村里的大戶、善人去舉辦。有時恰恰是像《白鹿原》中白嘉軒辦學堂一樣，是因為自己的幾個孩子要讀書，才“推己及人”的。而在當時，中國的4.5億人口中至少有85%以上沒有進過學堂門的。同時，對於這種教育，我們要看到從私塾中走出來的不光有陳寅恪、魯迅、錢穆、錢偉長、任繼愈，也有《阿Q正傳》里的秀才、舉人，也有孔乙己。即使如此，真正窮人家的孩子上過學、識過字的也不過是鳳毛麟角。只有等到現代學校的廣泛舉辦，廣大的平民子弟才有了接受教育的權利。需知，這種受教育的“權利”，在過去的時代是沒有的。
其實，現在人們重新捧起“私塾”這碗冷飯，一是對當下缺少學術大師不滿意，二是對刻板一致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的抵觸。對於前一個問題，筆者的觀點是我們缺少的是當年北大那種“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學術氣象。把大學甚至社會的問題推到早期的啟蒙教育上，甚至為了大師而不惜犧牲孩子們的快樂童年，這是非常讓人擔心的。對於後一個問題，恰恰正是時代變化的新要求。就像在工業化社會早期，工業品、建築物以及人們穿著的一致和模式化一樣，基礎教育的模式化恰恰是工業化生產力條件要求和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要求個性化的教育恰恰是“後工業社會”對“工業社會”的反動。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請得起私人教師的富裕階層，他們盡可以搞他們的私塾，但我們絕不能用他們的標準去左右社會的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