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書中，有一篇《巴黎懷舊》，讚美巴黎的文化底蘊，我很喜歡讀。1990年代中期，我在《書城》雜誌上也寫了一點巴黎觀感，朋友抓到癢處地揶揄說：在美國待得還久一點，卻喜歡蜻蜓點水地談巴黎。沒有辦法，連海明威這樣的本籍芝加哥人，連你這樣的美籍上海人，也都是喜歡巴黎的“懂生活”、“有文化”，何況困在“東方巴黎”的我們。巴黎，或許是知識人的終極流放，是一座真正有精神的城市。朋友不會單單帶你去有故事的餐館，還會領你去看畫廊、聽講座。當時就這樣在巴黎恭逢了哈貝馬斯、德里達、謝和耐、張廣達……如果紐約是二十世紀的“世界之都”，那麼巴黎在十九世紀就已經是“歐洲之都”了。據我的經驗，歐美的文化學術界，都對巴黎的文化充滿敬意。“美人之美”，是多麼好的事情，不似這裡幾個駐法記者，老是在通訊中詛咒歐洲文化。
1998年底，我從波士頓來紐約，在你家中過聖誕節，談到美國文化的開放性，愉快暢談，此生難忘。美國早期居民質樸、虔誠、固執，和歐洲拉丁民族的奔放、奢華、隨性很不相同，“獨立戰爭”之後，美國沒有死死抱住自己的“清教主義”，或者不列顛的WASP精神，而是把歐洲文明整體吸收進來，成了“西方”的繼承者。先是法國、德國，後來是意大利、西班牙，天主教各民族的文化都融入了。現在輪到消化非洲、日本、中國、印度族裔的文化了，雖然步履艱難，但已堪稱“多元”。你用自己的經歷，談到“文化融合”之不易，但卻堅定地反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我很佩服。看到身邊有很多理工科出身的留學生，因為不適應美國生活，陷入“民族主義”情緒泥潭。那個時候，在紐約、在波士頓，我們都已經初聞亨廷頓的右翼“文明衝突論”，約瑟夫.奈的左翼“王道論”，還有查爾斯.泰勒、孔漢斯從歐洲趕來，用“社群主義”、“全球倫理”來駁斥亨廷頓的“保守主義”。和你一起談這些問題，很容易深入下去，你的閱歷和理性，給了很多談助。我們說：“保守主義”對美國喪失主體精神深表憂慮，但美國不是在“開放”中發展和更新著自己的主體精神嗎？對於當前的“文化多元主義”，我們當然可以有所不滿，但是真的讓美國回到三K黨時代，歐洲倒退到單一文明，中國也仍然自大或者自卑地封閉自己的帝國，拒斥“番鬼”，然後“衝突”，那這個地球就真的沒有前途了。
世上凡稍大一點的問題，在自己的文化裡面就看不清楚，尤其是當該文化處於專斷和封閉的時期。精神的成長，需要心靈的流放，思想者需要有不同文化的經歷，這已經是被古今中外大量文化運動證明了的鐵律。猶太人的“diaspora”，在埃及、巴比倫，以及在歐洲各地的流放，才使希伯來文化確立起來。羅馬也是通過學習希臘，才把古代地中海文明推向高峰。更不用說中國人的文化，自古便是在不同地域文明的交互關係中發展的。“開放”這一點，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曾具有廣泛的共識，所以才“出國”，才“流放”。既然是“流放”，當然就會飽含悲傷，克服它才能成長。然而，這樣的態度，今天卻被很多人輕視。很多人在國外，甚至在國內，怎麼就自我封閉起來？他們會把和異民族人群的利益分歧，都直接遷怒到生活中來，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攻擊別人的文化。這裡有不止一個講“文化保守主義”的教授，說本胃只為中餐生，看見西餐就反胃。還有一些蠻在核心層的幹部說：“我們不和外國人打交道”，好像回到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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