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不是屬於那種“盲目崇拜”吧？三十年過後，我們這一代人對“西方”都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這些年來，你對美國社會弊病的分析，我都很佩服地傾聽。不單是你，我們的那些朋友，歐美大學裡的文科教授們，都告誡中國學者不要無限讚美美國制度，現在的美國，有很大的問題。每次聽到這樣的忠告，我都惕然警覺，肅然起敬。我的態度是這樣：首先，美國社會的問題，最好讓美國知識分子自己去批評，他們更負責任，更有辦法；其次，西方知識分子對自己社會的負責精神，而不是他們對“中國經驗”的熱情想象，才是中國同行最應該認真對待的。理由很簡單，生活在世界兩端的學者們，都要對自己生活的那個社會負責任，讚美對方要適度，都不要對“他者”做過度的“想象”。說實在，我認為某些西方左翼人士對“中國模式”的熱情，多少是不負責任的；而不少大陸學者在內地院校裡用薩義德的理論罵西方，看似附和了歐美左翼觀點，事實上反而變成了東西方文化相互攻訐的“民族主義”形態的右派話語。
例外的是，我完全能夠接受你在《美國民主的除魅》一文中對美國民主的批評。很明顯那不是國內“左派”的學舌腔調，而是一種有切膚之痛的理性經驗，我覺得這一篇是你所有文章中說理最透徹的一篇。你對“美國民主”的分析，是在美國社會內部進行的。即使是一個外國人，在當地生活了二十年，對那裡的文化有興趣、有好奇，當然有資格進行“內部分析”。我喜歡的利瑪竇（Mateo Ricci, 1552-1610），在明朝住了三十多年，融入了中國，他對儒教的評論，就是帶著比較，進入了“內部分析”。其實，你不但有二十年美國生活的感性經驗，而且還運用了諸如普林斯頓大學沃林教授的理性分析。你們對“美國民主”的除魅，是在維護民主的原意，而不是放棄民主的本身，這是一目了然的。在美國，民主有被共和黨用商業的“公司法則”和宗教的“福音主義”操控成“反向極權主義”，進而有滑向列寧主義的危險，被你們尖銳地指出來。左翼，畢竟是可愛的知識分子，最終都是普世價值的守護者，而不是單單的美國民主政治的攻擊者。
二十年來，大洋兩岸，天各一方，不同的風雨來襲，我們在中國和美國面對的問題也越來越不同。令人詫異的是，這麼多年，我們之間曾經一致的基本理念，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讀你的《知識人的黃昏》，更感到這一點。坦白地說，曾有一個擔心，擔心你在美國工作改行，陷在公司政治中，思考問題會受到局限，變成一位不斷抱怨的普通白領。現在知道，這擔心完全是多餘的，閱讀和思考超拔了你的精神。在美國，你的靈魂是自由的。不單是未竟的學術理想支撐了你的閱讀，更是對人類命運的熱烈關注引導著你的思考。你的《重新閱讀雷蒙.阿隆》，我也是很喜歡，幾次閱讀阿隆後的感覺，都和你非常接近。1980年代，薩特是我們年輕時最為中意的法國思想家，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感染了整整一代人。那時候，雖然知道，但卻沒有很好地平衡薩特曾經對蘇聯等極權體制有過不當的讚美，部分原因是對他的思想對手雷蒙.阿隆不甚了解。和你一樣，我是後來才讀到阿隆的《社會學主要思潮》，還有嚴搏非兄前幾年在“新星出版社”推出的《雷蒙.阿隆回憶錄》。讀過以後，深感像阿隆這樣看似稍右，當初就抵制薩特借用蘇式體制來批判“美國民主”的思想家，才是走在歷史的中道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阿隆的思想，屬於那種逆水行舟的獨行者的識見。”在當今中國“左”、“右”言論都過甚其辭，許多學者仍然“寧左勿右”的潮流中，敢於糾偏的“中道”，才是難能可貴的，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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