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法國經歷了一場極具深遠意義的思想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啟蒙運動所確立的自由、平等的概念超越了時空，成為全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使得世界脫離封建王權的桎梏、進入思想大解放時期。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為法國啟蒙運動奠定了哲學基礎；狄德羅的“懷疑是向哲學邁出的第一步”和他編撰的《百科全書》成為刺向封建專制和教會的匕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提出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思想；伏爾泰在《哲學辭典》等著作中體現了崇尚人類尊嚴和自由的人道主義；盧梭在《社會契約論》、《懺悔錄》中體現的平民情結，使“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思想成為世界資產階級憲政的核心。
進入19世紀，法國的思想和社會運動繼續深入。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並且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從而開創了人民革命、推翻君主統制、建立共和時代的先河。
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聖西門為社會主義運動理論作出了可貴的探索和貢獻。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使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成為現實。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奠立了世界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運動新的里程碑。
法國對人類近現代文明進步做出的貢獻，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和向往。20世紀初，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不遠萬里來到法國尋求革命和救國真理，這也並非偶然。
推崇自強獨立的戴高樂主義
法國在外交方面的軟實力集中體現在法國歷屆政府至今始終奉行的戴高樂主義。
戴高樂主義的核心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一個是自強，另一個是獨立。自強，也就是戴高樂所說的“偉大”，他在《戰爭回憶錄》中有一句名言：“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國”。他在《希望回憶錄》中寫道：“在任何時代，法國出於天性要完成‘上帝的偉業’，傳播自由思想，做人類的旗手。” 戴高樂堅持獨立發展核武器、奉行核威懾方針，使法國躋身“核大國俱樂部”。獨立，也就是為了維護法國利益而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法國同中國並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但是戴高樂總統從戰略的高度出發，不顧美國的反對，於1964年果斷地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法國同美國雖然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但是1966年，戴高樂因不滿美國的獨斷專行、不甘於在北約內充當美國的“小夥計”，最終做出了退出以美國為主導的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的決定，並且把北約總部攆出了法國。這些充滿獨立色彩的外交行動震驚了世界，也給法國在美蘇兩霸之間贏得了回旋餘地和活動空間，法國成為東西方“冷戰”期間一支獨特的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戴高樂去世後的法國歷屆政府，無論屬於左翼還是右翼，都堅持奉行具有戴高樂主義色彩的獨立外交政策。2009年薩科齊宣布法國重返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表面上看，這改變了43年前戴高樂的決定，但是實質上薩科齊試圖從內部對北約的職能轉變施加影響，從而維護自身戰略利益。因此，法國在冷戰結束的新形勢下全面重返北約依然是戴高樂主義的體現。金融危機爆發後，法國又對美元獨大局面提出了挑戰，指出現行國際金融體制的弊端，呼籲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主張改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加強金融監管，給新興經濟國家更大的發言權。
法國主導的歐洲一體化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希望永遠擺脫戰爭、渴望持久和平。對於飽受法西斯戰火蹂躪的法國來說，如何構建同德國的未來關係成為一個嚴峻的課題。1950年被稱為“歐洲之父”的法國人讓.莫內提出歐洲聯合的設想，他提議把法國和德國的全部煤炭和鋼鐵生產置於一個超國家的高級權力機構管理之下，建立煤鋼共同市場。法國當時的外長舒曼采納了這一計劃，後被稱為“舒曼計劃”。煤鋼共同市場成為西歐一體化的雛形。此後，煤鋼聯營逐步發展成歐洲６國共同市場、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聯盟。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歐洲一體化建設從貿易自由區逐步發展成擁有統一貨幣的貨幣聯盟，此後法國又制定了歐洲憲法條約草案，推動歐洲實現政治聯合，構建共同外交和安全防務。這一憲法條約修改後形成的《里斯本條約》於2007年通過，標誌著歐洲正朝向政治聯盟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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