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要求人人表態，吳宓再次“固執”地說：“批林，我沒意見；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吳宓日記續編》（第十頁），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570頁。）結果再次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鬥。這些都可以說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麼。因此也不難理解1965年6月2日晚，當飽受運動煎熬的吳宓得知“李約瑟之《中國科學史》已出十二册，而英美人方合譯二十四史全部”時，要感慨地說：“宓頗悔宓將解放時之不遠走高飛，則對中國之文化學術或可稍有貢獻也。”雖然吳宓自認“宓只能學梅村之龍潛，而不能希亭林之豹變”（見王泉根《重慶發現的吳宓佚文》），但他還是不能違背自己的信念，不能改變自己的執著，堅持把他的真實感受和想法寫在了日記里，甚至在忍無可忍時會當眾表達出來，在那個私人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的年代，這些都變成了他被批判的罪證。所以，儘管他一再違心地做著自我批判，但最終還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另外，吳宓的感情生活一向為人們所艶稱，但大家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在感情世界中，吳宓是把生活當成了詩，而為了追求理想中的愛情，他最終落得孤苦一生。所以在實際上，他也為感情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只是相較於晚年在政治上受到的傷害來說，這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了。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