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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於康熙三十九年的湖廣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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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月22日電／雲南日報刊載作者楊燕的文章：與卞伯澤老師結識，是緣於他撰寫的兩部書《會澤文化之旅.民俗篇》《會澤文化之旅.民族篇》。當他把拖著病腿伏案五載，六易其稿的《會澤文化之旅.會館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給我送來時，聞著書頁散發的淡淡墨香，我的眼眶濕潤了，我知道手中捧著的不僅僅是40萬字的書稿，而是一顆痴迷地方文化並以此回報桑梓的赤子之心。
會館是中國獨有的文化符號。一個多世紀以來，建於中華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會館，在時代變遷中大多毀損湮滅。而深藏於烏蒙山中的會澤卻奇跡般地將會館保存下來，44座（個）移民同鄉會館和同業會館創造了中國會館的幾個之最：會館數量最多的縣城，一城建有移民同鄉會館和同業會館44座（個），居全國縣城之首。而且八大省級會館更是獨領風騷；全國會館門類最多的縣城，從級別上劃分，有國家級（緬甸移民會館）會館1座，省級會館8座，府、縣級會館6座。涵蓋了國家級、省級、府級、縣級四級會館；規模最大的會館在會澤。建於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的江南會館占地2.3萬平方米。如果說“會館將博大精深的會澤歷史文化物化為矗立在烏蒙大地上的建築群”，那麼，有“會澤通寶”之譽的卞伯澤就是一位文化導游，《會館文化》帶領著讀者在這些獨特的建築中穿行，釋讀著它們的前世今生、建築之美以及蘊藏其間的豐厚的文化意蘊。
古人說：“館，客舍也，待客之舍曰館”。所謂會館，即“聚會寄居的場所”。會館這種生長於中國的特殊政治、經濟組織形式出現於明清時期，是由同省、府、縣籍以及相鄰鄉籍或同業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設立的機構，主要以館址的房屋供同鄉同業聚會或寄寓。它是當年的商務會所和信息中心，也是呵護僑居異地的商人、游子及移民的救助站和精神家園。但由於會館大多毀損湮滅和資料缺失，長期以來對會館的組織形式、管理機構、會館的經濟來源和支出、會館的社會功能等問題都沒有作出全面、準確的回答。卞伯澤圍繞會澤會館群，多方踏勘走訪，廣泛搜集資料，流連於圖書館、舊書攤，查尋到藏於會澤圖書館的海內孤本《東川湖廣會館傳書》，收集了大量有關會館的文獻典籍、詩文、碑刻、楹聯、牌匾等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對熟悉會館的耆老及會館成員的後代進行了大量的採訪，掌握了眾多的口碑資料，經過多年的甄別校勘，深入的研究，對會館文化給出了全新的解讀。不僅從縱的方面叙寫了中國會館的歷史沿革、從橫的方面介紹了全國會館的分布情況，而且對會館的組織形式、管理機構、會館的經濟來源和支出、會館的社會功能等問題給出了別開生面、十分有見第的闡述。如：依據《東川湖廣會館傳書》記載的乾隆年間12年的收支情況和各會館的碑刻，卞伯澤清晰地梳理出，會館的經濟來源主要是捐贈的銀兩，以及依靠捐贈的房產、田產收取的房租、地租。支出主要用於會館設施建設、祭祀活動、議事茶酒費、戲文錢、各種訴訟費、扶困救賑費等。又如：從《東川湖廣會館傳書》記載的乾隆年間12年的開支情況中沒有總理及首事領取俸祿的記載和會館管理者後代的採訪，得出結論，會館的總理和首事是個義務性的工作，因德高望重才被移民的眾姓推薦為會館日常事務的管理者總理和首事（會館實行一級制和多級制管理，多級制總負責人稱“總理”、其餘的負責人稱“首事”或“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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