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中性的“經濟倫理”，並非一種簡單的“唯飯史觀”。在給青年設計的方向“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三事背後，魯迅的《北京通信》更指出了他的具體標地：“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魯迅由此區別了“經濟意識”中兩個向度及其差別：一是“生存——苟活”，二是“溫飽——奢侈”。這使得他的“中性金錢”理論極富張力，也更具現實針對性。
同時，在這樣一種中性“經濟倫理”之下，魯迅展開了對於“非中性經濟倫理”的反思和批判。如批判跪倒在金錢之下的金錢崇拜之心。這一拜金心理，甚至成為“國民性”體現。魯迅也批判了鄙視“金錢”、忽視現實生活的超越精神。魯迅認為回避金錢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也是虛幻的。所以，堅持“金錢生存論”這樣一種“經濟意識”，是魯迅思想中的一種文化學意義“經濟理論”。
而魯迅文化學意義上的“經濟意識”，就蘊含著一種宏大而深刻的文化關懷，以濃濃的人文精神來消融經濟的冰冷。我們知道，魯迅宏大的文化關懷在於“立人”。但在魯迅的“立人”思想的思考中，我們一直將之緊緊地綁定在“尊個性”和“張精神”之上。到底該如何“尊個性”和“張精神”？此時魯迅“經濟意識”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學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對他的“立人”之思具有啟示性的洞穿，這就是“經濟權”的獲得。“經濟權”的獲得，不僅是魯迅文化學意義上“經濟倫理”的一個重要體現，更是魯迅波瀾壯闊的“立人”工程的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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