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簡單地設計出一條文化上的“經濟倫理”來說，魯迅真正去為“經濟權”而努力、呐喊、抗爭更顯得咄咄有力，也更值得我們關注和敬佩。在《娜拉走後怎樣》中，魯迅清楚地看到：“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魯迅一生中的幾次重要的“經濟事件”，使他的經濟意識更顯卓然。從1921年開始的控告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費行為，以及與既是他學生又是他朋友的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爭版稅的事件等，都再現了魯迅為爭取“個人經濟權”而展開淩厲的戰鬥精神。魯迅為了“經濟權”而“劇烈的戰鬥”的“經濟意識”，不但橫貫於他生命的一生，使他卓絕於世，而且為現代文學家或者說民國作家帶來了一種力抗世俗的戰鬥精神。
在一個靈魂靡靡的時代裡，在一個物欲統治著一切的歲月中，我們既把期待的頭顱望向浩瀚的蒼穹和洪荒的遠古，也把求索的目光投向天崩地裂的近現代。此時，以魯迅為代表的民國作家們，他們“經濟意識”不但為民國文學帶來了特有的精神質素，而且為現代文化“立人”這一宏大工程奠定了扎實而有效的良性推進空間。這對於當下作家來說，民國作家們的“經濟意識”應該是一面極為重要的省思之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