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而大量的歷史發現，加上亂世無政府狀態使文物得以流入市場，軍閥用槍炮炸藥發掘的古董更見規模。1928年孫殿英東陵盜寶，慈禧棺木中堆滿珍珠，拿出來清點，所有的珍珠放滿三張並排的八仙桌。最終，盜出的珍寶都流落到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場。另一個軍閥在寶雞一帶組織農民成片盜墓，盜50墓，得青銅器上千件。這些都極大的推動了清末民初的收藏熱潮。
沒落王族敗家助推收藏熱
文物的另一大來路則是伴著前清遺老遺少敗家的過程。文物的這一項供給，看似不起眼，但數量之龐大絕對超過地下發掘。清朝的收藏，繼承了歷朝歷代的精華，到乾隆年間，又因為皇帝對瓷器玉器的偏愛，拓展出新品類。而所有這些，在民國幾十年的戰亂中基本都要易主。其中最著名的一項，是溥儀帶出皇宮的國寶，這一大宗文物中，從天津張園帶到沈陽偽滿州國皇宮的古書畫就達1200餘件，其中一大部分在日本戰敗時流落民間，前幾年拍賣的宋人張先《十咏圖》和隋人《出師頌》就屬於這批文物，它們的拍賣，都打破了古書畫拍賣的價格紀錄。皇帝尚不能守業，文武大臣敗家過程更幹脆，末代恭親王不僅抵押了王府，為給母親辦喪事，不得不把《平複帖》賣出。杭州號稱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八千卷樓”藏書因主人去世，後人經商失敗，最後作價7.5萬元售與他人。另一大藏書樓主人陸心源苦心經營，遠抄近訪，十年中得書15萬卷，其中僅宋版書即達200部之多，有“ 宋樓”之稱。但子孫不能守業，以1.18萬元的價錢賣給日本人。這樣的賣法，表面上是一筆頗大的數字，實質上一定不會賣出好價錢。
正因為價錢相對低廉，收藏家大有可施展拳腳的地方，於是也創造了很多令人乍舌的紀錄，比如收藏甲骨最多的能達到2.8萬片，要是在現在，幾乎無法想象。所謂戰亂黃金，盛世收藏，但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亂世反而成就了收藏家的黃金歲月。隨後，在50年代的大捐獻運動中，大部分藏品都捐獻給國家。我們現在所謂的“第五次收藏熱”所能染指的，不過是遺漏在民間的小部分，只有看著價格上漲的份，卻無緣民國期間藏家見識賞玩重器的精神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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