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搖身一變”，成為中美兩國相互傳遞好感、交流信息的橋梁。1972年，尼克松訪華，雙方簽訂《上海公報》。當時，在美國媒體輕鬆的花絮報道裡，孔子複雜的飲食原則被拿來形容中國接待工作的細致認真；而在嚴肅的分析報道中，媒體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響《上海公報》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孔子——公報“求同存異”的原則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對大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體現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對蘇聯的回避，則是“孔子講求實際的寫照”。
“孔子曾經說過，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尼克松和周恩來花費大量時間，界定——或者重新界定——兩國的分歧衝突與共同利益。”《洛杉磯時報》在當時的報道中這樣寫道。
1987年，裡根政府的國務卿舒爾茨訪問中國時，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謁孔子故里。在山東的歡迎儀式上，舒爾茨熱情稱讚道：“孔子的教誨將繼續、並且永遠是人類的智慧源泉。”
“中國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來傳遞好感，美國人也需要借助孔子來表達對中國的尊重。”張濤評論說。
如今，在新時期的外交舞台上，中國也在試著發揮“孔子”的魅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2000年，華盛頓展出了中國一批古老的樂器，包括編鐘、古琴，而這一展覽被命名為“孔子時代的音樂展”。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李肇星專門來到現場，用複制的樂器演奏了《白毛女》的曲調。
2011年10月，山東省的宣傳片在紐約時報廣場播放。30秒的廣告中，泰山、黃河和青島的海灘相繼登場，由孔子“作揖行禮”的水墨形象作為完結。國內媒體在介紹這部“屏幕月租超過30萬美元”的宣傳片時說，短片以孔子貫穿始終，能夠“將中華文化的自信大方、謙謙君子之風傳遞給世界”。
不過，張濤在研究中也發現，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這樣的交流很多時候並沒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有時甚至還會被解讀成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
顯然，中美兩國間的溝壑，單憑孔子一人，實在很難填補。
孔子只是一個符號，不同的人給他賦予不同的含義，然後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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