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十分關注心理學和精神病理學，多年前創作《人寰》時，她閱讀了大量心理學書籍。她說：“我對人的精神病理和心理非常關注，這是處於科學和文學之間的一門學問。在美國，只要有心理學方面的新突破，我都會急於去了解，新出的藥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心理問題，我都知道，基本上是半個專家吧。”
作品中，嚴歌苓對筆下人物充滿悲憫之心，理解他們的弱點和過錯，比如毒梟的妻子季楓在罪孽與逃離之間反覆地掙扎，真實又令人動容。對此，嚴歌苓說：“我對人很同情，他們可惡也好，可憐也好，都是因為走不出人的局限，每個人都有很多弱點。”基於這樣一種同情，嚴歌苓下筆時常常會想，自己遇到這種情況會怎麼辦，“可能我也會像他那樣，不會比他好太多，所以常常會站在那個人的鞋子裡去考慮問題，即使是罪犯也有正義的東西，不是非黑即白。”
從早期的《白蛇》《扶桑》到近年的《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補玉山居》，嚴歌苓的作品逐漸趨於大眾化。她坦承，這期間有過一個轉型期，“我在國外時很喜歡和評論家碰撞，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有獨特的形式和深奧的思考，但這種小說在大陸不暢銷，有點吃力不討好。我想表達一個內容，絞盡腦汁想出一個形式，反而不被讀者理解。但我想說的話總得說，就選擇了一個容易被接受的形式。一個作家有表白欲、傾訴欲，如果別人聽不懂就會抓狂，就要想盡辦法讓別人懂得。”她直言，轉型後的寫作更直白、容易，沒有任何難度，“剛開始有點不屑於這種寫法，因為形式美是小說審美價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問及下一部作品，嚴歌苓說：“現在已經有了三個故事，都在斟酌當中，但要等故事研究飽滿了再做決定。”她透露以後依然會關注現代題材，“有一個題材是關於高中生的，我曾到高中體驗生活，但是還沒有吃透他們，就不忙著動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