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廣六條”很符合廣電總局一貫的政策手法。近年來，廣電總局屢屢祭出封殺令、禁播令這樣的政策大棒，打壓廣播影視領域的不良傾向，公眾已不陌生。比如，2004年禁止在黃金時間播放涉案劇，2009年禁播古裝劇，2010年禁播諜戰劇，都頂住了輿論壓力，做到了令出如山，令行禁止。公眾接受“廣六條”的心理基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所以，儘管“廣六條”中包含的“一刀切”內容飽受詬病，儘管“一刀切”的做法有違法治的精神，“廣六條”的真實性卻很少有人質疑。什麼時候該用禁播令這樣的重手法?什麼時候該尊重市場的叢林法則?——對於廣電總局來說，這尤其值得反思。
再次，廣電總局對“廣六條”的淡漠放任了事態的發展。“廣六條”仿真度再高，體現的政策手法再雷同，如果廣電總局“第一時間”站出來辟謠，這條假新聞就不至於如此泛濫。筆者發現，不僅在“廣六條”輿情形成過程中，廣電總局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即便是辟謠，也是廣電總局官員“順帶”發布的信息，而且在其官方網站上至今也見不到任何有關“廣六條”的消息。如何應對謠言，掌控輿情?——反思“廣六條”風波，這一點廣電總局不容忽視。
其實，該從這一事件中汲取教訓的，又何止廣電總局一個部門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