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1日電／《工人日報》報道，最近，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的電影拍竣，之前他的《一地雞毛》、《手機》都被改編成了影視劇，在大多數人眼里，作家不賺錢，而編劇很賺錢。說到作家的生存狀態，劉震雲答：“我是手藝人，靠碼字賺錢。有錢人是用錢來賺錢，更有錢的人是用你的錢來賺錢。”
近年來，不斷有作家自稱“手藝人”，也有嘲弄者稱作家墮落為“手藝人”。就前者來說，除了劉震雲自稱“我是手藝人”之外，至少還有畢淑敏的說法，“和年輕作家比我是個老手藝人”，北島則說“作家是手藝人，但也是知識分子，這一雙重身份是寫作的動力。”看得出來，其中不乏自嘲的成分，但也未嘗不是一種歸原，是把作家自身從我們仰望的天空重新拉回大地。但就後者來說，除了嘲弄，簡直成了對作家的奚落，王彬彬先生就明確指出，“中國作家淪為手藝人”，而更多的奚落則存在於普通人士的笑談和詬病中，網絡上並不少見。
那麼，作家到底是怎樣的手藝人呢？成為“手藝人”是作家的成功還是無奈呢？或者說，作家本身就是應該成為“手藝人”呢？對這樣的話題我們當然可以漫無邊際地談下去，但對作家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大問題。
正如劉震雲所說，“許多作家假裝是‘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們只是‘知道分子’，有知識，沒見識。一寫到勞動大眾，就寫他們的愚昧和無知……百來年沒變過……”尤其是他把“趕馬車的舅舅”、“木匠舅舅”當做知識分子的時候，在筆者看來，反思開始了，自我解剖也開始了，只是，這樣的自我反思能走多遠呢？這能引起整個作家群體的自我反思和解剖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