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代西畫東漸演變的意義而言，土山灣畫館現象，不僅表明近代中國本土的傳教士文化以及西畫傳播，在晚清社會有了不同於以往的發展；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本土開埠城市所出現的“洋畫”事業，形成了多元和豐富的格局。20世紀上半葉，土山灣畫館的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和延續，同時其也引起了美術界人士的關注。1936年，潘天壽在《域外繪畫流入中土考略》中記：“上海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內，亦有若干人練習油畫，且自制油畫顔料。唯所畫，皆為宗教性質的題材，指導者為法國教士，學習者則為中土信徒。”1948年，梁錫鴻在《中國洋畫運動》中亦記：“上海西洋畫輸入的機會較多，在徐家匯有一所天主教所立的學校，內設圖畫一科，專授西洋畫法，不過所有作品，均帶有極濃厚的宗教氣氛”。丁悚在《上海早期的西洋畫美術教育》中又記：“上海西洋畫美術教育，最早是徐家匯土山灣天主堂所辦的圖畫館。該館創立於清同治年間，教授科目分水彩、鉛筆、擦筆、木炭、油畫等，以臨摹寫影、人物、花鳥居多，主要都是以有關天主教的宗教畫為題材，用以傳播教義。”在諸多關於土山灣畫館的論說中，徐悲鴻的評價則更多受到後人的引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徐氏對土山灣畫館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西洋畫之搖籃”的重要評語。1942年，徐悲鴻在《中國新藝術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這樣寫道：“天主教入中國，上海徐家匯亦其根據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溝通，該處曾有極珍貴之貢獻。土山灣亦有可畫之所，蓋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也。其中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在中國最早設立美術學校之人；張聿光、徐咏青諸先生俱有名於社會。”
土山灣畫館作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之說，出處正在於此。而“周湘、張聿光、徐咏青”等，為土山灣畫館“陶冶出之人物”的代表。他們“有名於社會”，由此產生土山灣畫館的西畫效應。土山灣畫館作為“中國西洋畫之搖籃”，是不應該消失和沉沒的。作為近代西畫東漸的一個重要現象，土山灣畫館構成了繼北方清宮油畫、南方外銷油畫之後的又一處西畫東漸重要的樣板和典型。而更為重要的是，土山灣所產生的“搖籃”效應，直接影響著20世紀初洋畫運動的發端和推進。這種影響的關鍵之處，正在於土山灣畫館作為中國近代美術教育的早期探索實踐，其西畫傳習的經驗和模式，成為中國現代美術早期實踐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