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信仰建構的努力與趨勢，早已取代了湯武革命的天命信仰，以一種將被重構的權力秩序，致力於人類的救贖。這種學說儘管沒有一個超驗的信仰對象，但通過對現世追求那些現世之外的希望，它已從政治革命、宗教革命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宗教建構。它的本質，是一種以人本主義自我神化為中心的信仰革命，以革命體現天命，理性主義為宗旨，以信仰建構國家，聖人正義改變為革命正義。如同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指出的那樣，“人們曾猛烈地攻擊現存宗教，但是人們攻擊宗教時顯示出的熱忱，總是產生於新宗教喚起的虔誠”。
辛亥之後，1923年底，北京大學25周年紀念日，曾經有過一次“民意測量”。在被調查的622名學界人中，97%的人自己承認信仰某種主義。1927年2月，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調查青年信仰，結果顯示，一般知識青年對各種主義的信仰熱情絲毫未減。如果他們不研究主義，不信仰主義，就會被說成是書呆子，時代落伍者。主義越新，對年輕人越是具有吸引力。
誠然，這種信仰的革命，常常不直接以宗教的名義來展開，而是以人的思想意識、精神靈魂的革命，甚至是以國家的革命來替代、進行的，始終是基於真理、人道、新社會來討論信仰與宗教的。從梁啟超“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以及“欲維新我國，當維新我民”，到嚴複的“開民智，新民德”，以及青年毛澤東主張“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再到魯迅的“人立而後事舉”，表明這是那個時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話題，就是20世紀初葉中國人的信仰革命。唯有信仰革命，社會與政治革命方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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