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曾三度前往英國，而直到1912年第三次英國之游之前，即使在印度本土其知名度也一般。1912年前往倫敦前夕，泰戈爾首次用英語翻譯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語寫成的《吉檀枷利》中的部分詩歌，他後來回憶說：“那些翻譯的書成了我訪問西方世界的資本，命運使我逐漸在印度以外的世界獲得了地位，雖然這並非我的本意。”是年5月，在給他的英國好友、倫敦皇家美術學院院長羅森斯坦看了他的譯詩後，後者即將手稿轉給詩人葉芝。葉芝對泰戈爾大加讚揚，而羅森斯坦則正式將泰戈爾介紹給葉芝以及當時旅居歐洲的美國詩人龐德。7月，羅森斯坦在家中為泰戈爾召開了詩歌朗誦會，11月，倫敦印度學會出版了英文版《吉檀枷利》，當地媒體報道不斷，泰戈爾正式為英語讀者所接受。隨後，由英國詩人穆爾推薦，瑞典皇家學院將次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泰戈爾。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稱泰戈爾的《吉檀迦利》“自去年開始，已實實在在地歸屬於英語文學了”，“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這詩出之於高超的技巧，並由於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並稱“我們毫無理由因為這位詩人在歐洲的知名度相對不高而有所猶豫，他的名字在歐洲尚未盡人皆知，乃是由於他的家鄉遠離歐洲之故。”這份當時的評語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然而泰戈爾之為歐洲讀者所熟知，除了詩作散文本身精彩之外，翻譯也相當重要。《吉檀迦利》在他本人譯成英語之後，還經詩人葉芝潤色，同時，法語版譯者紀德，西班牙語版譯者希梅內斯本身亦是文學家。
另一方面，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工業文明和科學理性的急速發展的另一面是人的異化，正如諾貝爾頒獎詞中所說：“西方人過的是一種匆忙的、疲於奔命的生活；與這些恰恰相反，泰戈爾向我們展示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在印度遼闊的、平靜的、奉為神聖的森林中達到了完美的境界。”泰戈爾詩作中的寧靜的東方恰好契合了歐洲人對精神家園回歸的普遍期待。詩人龐德認為泰戈爾的詩作令人“突然發現了自然的新希臘，像平穩回到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一樣，它使我感到，一個寂靜的感覺來到我們機械的轟鳴中。”
這些讚美之辭背後有多少投向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的目光？然而泰戈爾並非只是一個代表了神秘的東方的詩人，當時的歐洲看不到他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因而在一戰之後，對他的態度開始逐漸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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