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後，世界從冷戰進入了全球化格局，大江健三郎的獲獎，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瑞典學院態度的變化：不再強調絕對的“民族性”，從“東方主義”的視角中脫離開。千野政拓教授告訴記者，大江健三郎獲獎的時候，日本文學的翻譯作品和海外的讀者都已增加，而諾貝爾文學獎對西方以外文學的關注也已普遍化。在他之前有墨西哥詩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爾、加勒比詩人瓦爾科特和美國黑人女作家莫裡森，這些作家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同時立足於本國文學，又不局限於本國的文化傳統，而往往將自身的文化傳統放到當今世界文化的整體性中來考量。
大江健三郎的獲獎演講《我在曖昧的日本》無疑帶有對川端康成演講的諷刺，但他也並非“拋棄了傳統的殖民地心態”。大江健三郎在演講詞中說：“我所謂的日本的‘曖昧’是貫穿了整個現代時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經濟繁榮也沒有能擺脫這種疾病，而伴隨著的是在世界經濟結構的光照下出現的各種潛在危險。”作為亞洲“優等生”的日本，在模仿西歐的同時卻並未被接納，而在亞洲本土，則由於侵略者的角色愈發孤立。政治與經濟上如此，文化上亦然。作為戰後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無法再完全認同川端康成的“美”之日本，他的作品所關注的反戰、反核等話題是與西方共享的，他所書寫的是帶有傳統與現代雙重性、充滿了反思的日本。
諾貝爾頒獎辭便稱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通過詩意的想象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與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繪現代的芸芸眾生相，給人們帶來了衝擊。”對“東方性”的觀照減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既植根於本土，同時表現普遍性的能力。
莫言：獨特的“鄉土”
其實，早在200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就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誰最靠近諾貝爾獎》的文章，其中將莫言列為第一推薦對象。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在莫言的小說中可以找到當代國際學界最熱門的所有的主題，包括傳統文化、地域特色、人性的怪異、歷史的異化、民族認同等等，這些既是現代性的表達，又充滿後現代的蠱惑人心的意味。”可以說，莫言獨特的“鄉土”經驗和傳統、現代雜糅的書寫形式令他能夠不限於中國，而對世界文學具有新鮮的衝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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