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切說，20世紀的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仍將“理想主義”作為主要的評判準則，但近觀近幾年最新榮獲該獎的作家，這一標準似乎已經開始出現鬆動，“在這裡我主要提及三位獲獎作家，這三個例子並不是表現理想的：2004耶利內克、2001奈保爾、1969貝克特”。他還說，“如果把它作為這個作家一生著作總結的話，還是有點奇怪，不切題，就好像非要下決心看到作品光明的一面，其實每一部作品的去向都是相當黑暗的”。
但庫切說，“以上這些還無法完全說明諾貝爾獎及其意義，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所有那些具有珍貴意義的作品之中，我們可以從中發掘光明美好的一面，因為‘理想’這一微妙的主題，將永遠伴隨人類進步的進程”。
莫言：再過6個月，就沒人提我了
自去年在瑞典領完諾獎之後，莫言鮮少在公眾場合亮相，昨天的亮相引來極大的關注度。在圍繞諾獎的演講中，莫言對獲獎前後的變化依然感慨萬千，他說：“諾獎的話題是文學界的一個話題，是世界的話題，在中國尤甚。以往每年到了10月初，就會炒作一番，最初我還願意接受採訪，漸漸就變成了一場鬧劇。不少中國作家努力創作，原動力也是諾獎，這在世界上是沒有的。”
莫言認為，“文學發展根本的動力應該是鞭撻黑暗，追求光明。文學的發展繁榮與諾獎沒有任何關係”。莫言回憶，自己與諾獎產生關係是在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得了諾獎，他在演講中多次提到我是最有可能獲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之一，這是把我與諾獎捆綁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但正是這件事，最後弄得莫言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如果你的作品批評體制，就有人說這是向諾獎評委獻媚，因為是你最有希望獲獎，其實瑞典學院那些評委哪有空閑來關注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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