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人王郅隆是北洋時期軍閥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擁護者。年複一年，北京統治權不斷在各大軍閥中擊鼓傳花，寄希望於某個政治勢力被證明只是幻夢。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但胡政之等人的理想並未消失。胡找到新投資者——民國初期金融界著名人物、若干年後成為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的吳鼎昌，並拉來曾參與《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起草工作的著名報人張季鸞，三人合辦了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
新記時期的《大公報》創造了中國報業史的一個巔峰。1926年9月，《大公報》複刊號由張季鴛執筆發表《本社同人之旨趣》，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而吳、胡、張三人也達成了一定默契：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胡政之與張季鸞憑管理和技術入股，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
複刊後的《大公報》起初發行量不足2000份，到了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1936年，隨著吳鼎昌受邀南下入閣擔任實業部部長，《大公報》的發展重心隨之南下，創辦了上海版。津滬版也同時發行。《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1945年，抗戰結束後，《大公報》的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四個版總發行量達20萬份。
在《大公報》這段大放異彩的時期，張季鸞等大公報報人獲得了至高榮耀。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1935年至1937年，《大公報》連載範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公開報道中國共產黨和紅軍。
這份沒有政黨立場的報紙，在西安事變期間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影響力。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在西安被扣時，張季鸞收到張學良打給他的專電。張對他詳列了東北軍的幾項主張。之後，＂他（張季鸞）顔色凄黯，在屋裡繞了幾個圈子，卻仍然一語不發。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編輯部裡最沉鬱的一天，大家肅然不嘩，誰都在注意著季鸞先生的舉動。＂大公報報人許君遠回憶。次日，《大公報》在要聞版頭條刊登《張學良竟率部叛變，蔣委員長被留西安》的消息，並沒有配發社評，不表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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