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段逸興的一家》是在美國，整個過程我都是偷偷摸摸的，爸爸幾次在電話裡問我新小說寫得怎麼樣，還讓我發給他看看，我都搪塞了過去——— 可是，還是被他看到了故事的第一章。於是他給我來了一封長信，先拉拉雜雜說了一些家裡的事，說他種在陽台上的冬瓜都長大了，最後說：“你那小說我看了，你現在怎麼寫這樣的東西呢，我覺得你應該把裡面的性描寫都删掉。”——— 這是很多年以來他第一次對我的小說提出錯別字以外的意見。
實際上，我不得不承認，沒有爸爸我就沒法寫平樂鎮。我總愛打電話給他，問一些荒謬的問題，比如：油菜花三月份開了嗎？九幾年你們抽的都是什麼煙？等等。爸爸就總是嘆氣，說我作為作家太缺乏常識了，太不扎實了——— 可他有所不知，不論我在多遠的地方，過了多久，僅僅聽到他的聲音，我們鎮上的人人事事就會立刻重新浮現。
多年以來，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也總是我的第一位讀者。於是，我常常都在寫小說的時候想起他，想著他讀這篇小說時可能的反應———《段逸興的一家》是我第一次沒有這麼做的作品，作為一個小說家，我不得不背叛了他，徹底忽略了他作為父親的感受——— 作為小說家，我的叛逆期其實已經來得太晚了一點。
我給爸爸回了一封信，想要給他解釋我寫這個小說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小說家和虛構者的我，是作為一個中立的簡寫的“人”而存在的事實。作為小說家的我不是女人，不是少年，不是女性的，不是年幼的，不是高雅美好的，不是低俗卑劣的，當然，也不是家族的女兒。
作為小說家，我在美國寫完了《段逸興的一家》，而作為女兒，我設想著爸爸最終看到整部作品的樣子，難免忐忑不安。回國前，小說全文在《收獲》上發表了，我不敢問爸爸有沒有買到雜誌，有沒有看。站在機場出口外面等我的爸爸倒是臉色如常，胖乎乎地戴著眼鏡。我們到了家，吃了飯，坐在沙發上喝茶，他忽然說：“你那小說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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