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凝視伊斯坦布爾時，他說他的內心充滿了“呼愁”(huzn)。用中文來翻譯，“呼愁”或可以用“憂傷”來對應。“憂傷”，是一種集體情緒和某種共同氛圍，蘊藏在這個時代的每一處廢墟之中。並且，我們越是決心清除這一廢墟，“憂傷”就越是清晰地存在於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個人心中。
是的，憂傷，當奔波於大地上各個城市和城市的陰暗角落時，當看到梁莊的鄉親們時，我的心充滿憂傷，不是因為個體孤獨或疲憊而產生的憂傷，而是因為那數千萬人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場景和共同的凝視而產生的憂傷。憂傷不只來自於這一場景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制度與個人，城市與鄉村等等，也來自於它逐漸成為我們這個國度最正常的風景的一部分，成為現代化追求中的代價和犧牲。它成為一種象徵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我們按照這一象徵分類、區別、排除、驅逐，並試圖建構一個摒除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壘。
然而，如何能夠真正呈現出“農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夠呈現出這一生活背後所蘊含的我們這一國度的制度邏輯、文明衝突和性格特征，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並非因為沒有人描述過或關注過他們，恰恰相反，而是因為被談論過多。大量的新聞、圖片和電視不斷強化，要麼是呼天搶地的悲劇、灰塵滿面的麻木，要麼是掙到錢的幸福、滿意和感恩，還有那在中國歷史中不斷閃現的“下跪”風景，仿佛這便是他們存在形象的全部。“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歧視、不平等、對立等複雜含義的詞語，它包含著一種社會成規和認知慣性，會阻礙我們去理解這一詞語背後更複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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