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積極主張中日雙方盡早進行首腦會談的基本落腳點就在這裡，即改善關係需要首腦互信，首腦互信需要首腦會談，而雙方新領導人就任已久卻還沒有會面，成了主要論據。首腦會談本身是必要的，但是上述觀點更多展示的是為了會談而會談的邏輯，忽視了首腦會談的目的。會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把手段當成目的，就會本末倒置。中日首腦會談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重新確認戰略互惠關係的精神，為雙方今後中長期的關係定位勾畫藍圖，給雙方國民和本地區國家以可預測感和安心感，為雙方民意和輿論向正面方向轉變，發揮風向標的作用。
儘管安倍晉三就任首相以來，多次強調“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但是日本對於中日首腦會談在心理上、戰略上和戰術上都還沒有準備好。
首先，中日力量對比的變化，讓過去日本對中國外交基礎“經濟外交”的邏輯，受到了極大的動搖，如何同一個經濟上比日本還要強大的中國打交道，日本在心理上還沒有準備好。中國往往把中國強大和日本製造“中國威脅論”相聯繫，情況並不是這樣的簡單，日本戰後的亞洲外交的基礎是經濟外交，對於經濟以外的手段來進行包括對中國在內的亞洲外交，還缺少經驗和信心。
2006年當安倍晉三就任後首訪中國的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三，當時日本對於“戰略互惠關係”的定義，是建立在日本經濟優勢的前提上。七年後的今天，日本對於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恐怕還需要心理上的思考期。
第二，同第一點相關聯，日本經濟優勢的相對減少，讓日本外交戰略轉型成為了一個迫切的課題。1970年代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得日本同亞洲國家之間，形成了明顯的經濟差距，這也成為了“經濟外交”戰略的基礎。然而上世紀90年代後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雖然仍然享有明顯優勢，但已經感到經濟巔峰早已過去，日本外交戰略在“後經濟絕對優勢時代”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從上個世紀末已經開始提出。小淵惠三時期提出“人的安全保障構想”，展示了向外交軟實力和智力方向發展的趨勢。
進入21世紀這個概念被逐漸冷落，小泉純一郎時期，一方面回到了對美追隨，一方面開始提出以日本—東盟合作為基礎的“東亞共同體”。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執政時期，中國的崛起讓以日本經濟優勢為前提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失去了吸引力，“價值觀外交”“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代替的外交戰略出現。民主黨獲得政權後，鳩山由紀夫則體現出對崛起的中國不是“制衡”而是“搭車”(bandwagon)的基礎上，構建東亞共同體的理念，但是很快又被日美同盟防華，外交戰略上回歸“價值觀外交”的路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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