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亞太共同體應對地區秩序二元分立
有人將當今亞太安全緊張局勢與1914年前的歐洲相提並論。我認為不致於此，但不可否認的是亞太秩序見證了一個二元分立的出現，一方面是面向21世紀的一體化經濟秩序，而另一方面則是愈發陷入19世紀邊緣的地區安全秩序。
儘管如此，亞洲領導人依然可以從歐洲最近的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也正是這段民族主義相爭的慘痛歷史，讓當時作為澳大利亞總理的我提出了亞太共同體的倡議。2008年倡議之初，我曾強調，儘管亞太地區的大國目前在和諧之中，但歷史提醒我們不該假定“和平”可以不維持而永存續。那已是7年前的事情。反觀今日，亞太似乎已不很太平。
當然，亞太共同體與歐洲共同體的構建與演進或是大相徑庭的。因為亞太與歐洲的差別顯著。譬如，歐洲民族國家的概念自15世紀以來便逐漸發展，而在亞洲則不然。兩者的文明軌跡完全不同。此外，20世紀的亞洲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殖民地和後殖民地的歷史；同一時期的歐洲則是殖民者。故而兩者對世界秩序和規則建立的主導性也是不同的。
歐洲通過創造性的方式衝淡國家主權的意味（歐盟創始人認為這是戰爭的來源），而亞洲國家則努力保護來之不易的主權。這便是亞洲地區主義以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為基礎、更加強調國家為中心的地區秩序的原因。戰後很長時間裡，亞洲國家反對建立永久性的地區機構，直至1967年，我們才看到了東盟的成立，然後是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地區論壇和2005年的東亞峰會。
因而我們需強調：任何亞太共同體都應該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價值、地區機制和外交政策現實基礎之上。我們不能只通過西方的視角理解亞洲所需，照葫蘆畫瓢。亞洲及亞太一體化應該有自己的構成邏輯和演進軌跡。
然而，亞歐之間的差異不應讓我們忽視這一現實：即使歷史不會重演，但卻有跡可循。我們從歐洲學到的最重要經驗是，區域一體化必須要邁出第一步。儘管歐洲現在面臨困難：經濟衰退、難民危機，但歐洲已經形成命運共同體，歐盟在歐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亞太地區我們也要加緊建立我們自己的命運共同體，以應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和國際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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