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文革爆發前一年，陳小魯在墻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的是“讓階級鬥爭的風暴來得更猛烈些吧”。校領導靠邊站後，陳小魯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學生裡的領袖人物，後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並選舉了革委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通過。
陳小魯：其實對文革的反思不是從今天才開始，47年了。如果說文革的反思就我個人來講，我是從“8.18”以後。華錦呢，我最近因為這個時間比較久遠，我們最近聚會的時候，對華錦的去世，就是華錦是我們黨支部書記了，她的死在我們學校也是一件大事啊，也是文化革命非常悲慘的一頁。我們主要責任就是這個，如果沒有死人就好多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報上又宣傳要武鬥這個事情，那麼學校就控制不住，所以華錦（8月）21號就自殺了。
解說：北京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上吊自殺，是陳小魯心中至今無法逾越的一道心坎。在與黃堅的通信中，陳小魯寫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生面對的日子。我作為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陳小魯：文化革命這種暴力行為不是文化革命才出來的。有人他就有這種惡，我是相信人性惡論的。你很多戰爭，很多中國歷史上，那這個作惡的太多了。革命戰爭年代對吧，當時講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這個太多了。但是建立新中國以後，應該說學校裡建立了正常的秩序。當時有一個講是“為革命而學習”。毛主席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應該說有一個非常正常的秩序。這個時候學生裡面的那些，我剛才講的逆反心理、矛盾都不會激化到這種程度，可是文化革命一來，就把它全部釋放出來了，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可是現在是不是把它收回來了呢？我覺得還沒有。你比如說現在最近，2012年我們反對日本購島、釣魚島，遊行的時候，那不是出現了拿日系車主出氣的現象嗎？拍磚，就砸日系車主嘛。
許戈輝：這種事情一下子勾起了您對文革的回憶是吧？
陳小魯：對呀，這就是文革，他們說是文革回潮，我說不是文革回潮，是文革的基因從來就沒有徹底肅清。
解說：很多人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知道“陳小魯”這個名字的。雖然從未參加過紅衛兵，但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他就是紅衛兵的代表人物。他既以北京八中紅衛兵的名義，發表過“解散民主黨派”的通令，他也組織了後來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動組織”的西城區糾察隊。
許戈輝：就是在文革的那一段歲月裡，有沒有自己思想上的一些轉變和不同的一些過程？
陳小魯：路程就是這樣，一開始不是造反，到華錦去世以後，我這個思想就由革轉保，就成立西城區糾察隊，成立西城糾察隊的宗旨就是遏制。當時講是紅衛兵當中的不講政策的行為，那種過激的行為，現在講就是遏制紅衛兵暴力。當然說句老實話，文化革命這麼大的事兒，毛主席、總理都收拾不了的局面，我們怎麼能夠收拾呢，我們那個時候也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到後來我們就跟那個後來起來的造反派、“三司”、蒯大富他們就形成一個對立局面，然後江青就把我們給解散了。江青當然說我們是反動組織，總理說我們是保守組織，留了一條生路，然後就過去了，這時我們對文化革命產生了懷疑。而我本人呢，和很多像我一樣的人一樣，也是從造反派變成逍遙派了。就我們不管你學校的事兒了，你愛怎麼弄怎麼弄，我們冷眼向洋看世界。
解說：1967年2月，發生了包括陳毅在內的老帥們，在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批評文革中一些現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員的事件，不久這被定性為“二月逆流”。陳小魯之後也淡出運動，他帶上軍用地圖騎著自行車和好朋友在北京郊區游玩，並改名叫陳衛東，前往北京的718廠勞動。
陳小魯：當時四人幫認為我父親是聯動的後台，那我父親跟聯動由誰來聯絡呢？就認為我是聯絡者，因為我是他兒子，我又是中學的領袖。所以他們在1968年的時候就想抓我，但總理就不同意，因為他們在1967年抓過啊，你沒有掌握任何問題，你怎麼抓人，抓了以後，沒問題你放不放。總理出了個主意。你如果認為（陳小魯）是聯絡員，那我把他孤立起來不就完了嘛，就送我到部隊去鍛煉。送我到部隊去鍛煉，一個就可以切斷我和社會的聯繫和家庭的聯繫，那所謂的這個聯絡人就不在了，當然這也可能保護我父親。那麼到了部隊以後，他可以繼續調查我，如果我有問題要抓我很簡單，在部隊抓你還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我沒事兒的話，當兵在當時都是年輕人的夢想嘛，那麼他在那兒就可以當兵、可以提幹，然後有一個發展的渠道。這個也是大家夢寐（以求），所以總理真是啊，所以他想得非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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