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考慮得特別周詳。
陳小魯：他這個方案拿出來，結果就同意了，就把我送到了39軍，當時不算當兵，算去參加勞動，到部隊鍛煉、勞動改造就這個意思。
解說：1968年，根據周總理的安排，陳小魯離開北京前往方圓15公里沒有人煙的部隊農場。在那裡他隱姓埋名，謹記周總理臨行前的叮囑，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訴任何人，到了部隊也不要寫信，這是一條紀律。即便他與家人的聯繫直到三年後才逐漸恢復，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陳小魯仍然無法徹底遠離政治的漩渦。
陳小魯：那麼到後來，越發展越發展以後開始“批鄧”了，當時我都在部隊了。“批鄧”的時候，我已經是團的政治處主任，那就是團級幹部，我當時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幹部。當時“批鄧”的時候我29歲，這個已經在全軍都是很少的了，但是我是主管政工的，你必須得“批鄧”，我就非常地難以接受。但是你不批還不行，因為你一個青年幹部，你變成一個反對“批鄧”的人，那培養你這麼多，對你關照，培養你的領導不都要受累嘛。
許戈輝：那怎麼辦呢？
陳小魯：所以我也沒有辦法，那只好該批就批啊。但是我對自己說違心的話是非常的（痛苦）。後來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老岳父（粟裕），我就寫了“道不同不相與謀”，我就申請調離沈陽軍區。我離開部隊以後呢，我就有一個想法產生，我在那個地方也寫，在《回憶與反思》這本書，我不說違心的話，我不能說違心的話。毛主席不是說嗎，有些違心的，我說不說違心的話。
許戈輝：但在那個年代怎麼能做得到呢？
陳小魯：對，能做到，就是你離開體制。所以我後來就，後來工作，因為粉碎四人幫了嘛，又看到了希望了嘛，國家也改弦更張了，階級鬥爭也不講了，以經濟為中心，各個方面也欣欣向榮了嘛。我又在國外工作，到國外我又看到了這個真實的資本主義什麼樣子。我再回來的時候，就參加了政治體制的改革。那我就想既然如此的話，我說我就離開這個體制了，我不說違心的話，你不願意聽，我就可以不說，很簡單，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許戈輝：是，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就覺得就是您的青年時代呢，是被政治裹挾，然後到了自己能夠左右的時候呢，就盡量地在遠離政治。
陳小魯：也不能說完全的遠離政治。比如說我這次道歉這個事兒，我一開始我都很納悶，我說我道歉也就是我個人的事兒，是吧。
許戈輝：您真的是這樣認為嗎？
陳小魯：對，說大一點也就是我們學校的事兒。
許戈輝：我看到有評論講，說要道歉也不應該是陳小魯站出來道歉，這樣做有點矯情，你怎麼看？
陳小魯：他是這樣的，可能有些學生他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整個表現，如果你真正打了老師了，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你像我，我就說我反對武鬥，我從那個時候就反對到現在，全校皆知。中國古代到現代到共產黨一種修養、修身的一種標準是吧，你要反思自己對吧。所以我寫了“沒有反思，何來進步”，我們沒有寫“沒有道歉，何來進步”啊。我這是有斟酌的，道歉是可以的，對吧，我並不希望，八中參加鬥老師的有多少人，那得多少人道歉。那這個局面，捅開這個局面對現在有什麼好處呢？沒什麼好處，而且老師他並不要求你。他們的學生鬥的趙榮尊老師，然後回來給她道歉，最後把趙榮尊老師道急了，就道歉道急了，說你不要再道歉了，再道歉我就不理你們了。這個老師跟學生她有一個就是母子、父子的關係，這個一次就夠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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