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可是您不覺得說對於我們國家，我們這個民族來講，不是道歉道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陳小魯：反思得不夠，不見得道歉，道歉過了。我們黨不是有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嗎？對文化革命做了一個政治結論對吧，就說毛主席錯誤發動的，四人幫這個，當然這個是不是準確也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它對文化革命做了一個終結。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從一個整體上來講，這就算是一個，但是關鍵是你吸取了教訓沒有？你以後還是不是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就從社會上來講，你那個文革釋放出來那股暴戾之氣啊，你能不能給消滅掉、減少掉，這是一個問題。
解說：就在道歉會舉行前夕，陳小魯和當年的同學們，相約前往海淀區的陽台山老年公寓，那是當年的教育處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除了正式的道歉外，學生們和老師們，近年來的交往也越來越頻繁，在這樣的走動中，陳小魯感觸最深的是老教師們的大都很寬容，而且大家似乎也形成了某種心靈的默契，更願意回憶人性中溫暖的部分。
陳小魯：而且老師本人，他也有他一種寬容、大度的地方。自己的學生造反，說句不好聽的話，還不是你教出來的嗎？我們聚會的時候，我們原來的團委書記張慶豐老師就是這麼說的。他說我那時候跟你們上課就比較左，老跟你們講階級鬥爭，講了以後呢，就運動一來呢，我也不知所措迷失了方向。那麼你們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做了一些事情，我也有責任，這是他的原話。
許戈輝：其實我聽您這樣講也挺受感動的，其實在那個年代，我相信很多人啊，會在內心深處傷痕累累。但是我剛才從您的講述中呢，發現很多溫暖，發現很多這個人和人之間的關照。
陳小魯：我跟你講啊，就在我們學校裡很多老師，他記得的是學生怎麼幫助他。
許戈輝：您能給我舉個例子嗎？
陳小魯：我回去的時候，趙榮尊老師就見了我就講，你保護了我，我感謝你。我後來想起來了，她要不說我就想不起來，我想起來怎麼回事了。學生要鬥她，我說鬥，你沒有辦法，但是你不准搞人身侮辱，我把他們準備的高帽子給撕掉了。我們高年級，他們初二的學生，我們高二年級在他們面前還是有威儀的，而且我是革委會主任，而且那個是在“8.18”之前，反正我就在那兒陪了一個小時，他們鬥了一堂課，我就陪了一個小時。
反正你說話，說什麼我就不管，但是你要是動手動腳想接近她就不行，鬥完讓她回家了，這些他們都記得，有些同學他們也記得。最近經常有記者來訪問我，他們都年輕，我就問他，今天上午《環球時報》一個記者來訪問我，我就問他，我說你哪年出生的？他好像是1985年。我說你上大學的時候，上中學的時候，我們學過憲法嗎？有憲法教育嗎？有普法教育嗎？有對公民權力義務的教育嗎？沒有，到現在還沒有。
許戈輝：是沒有。
陳小魯：對呀，可是我得出結論來，我在這個我們這個同學會最後有個通稿，不知道你看了沒有。最後有一句，有的校友認為，那就是我認為。如果當時我們有憲法教育，有對人權的教育，人道主義的教育，那我們就可能少犯錯誤，學校的悲劇就會減少。因為這學生不懂的，年輕的學生他是非不是那麼敏感，他認為這些敵人就該往死裡打，對吧。因為我認為黨內的矛盾、社會的矛盾、官民的矛盾這個永遠會有的，不但中國有，國外也有啊，但是怎麼解決啊？法律搞什麼？憲法幹什麼來的？不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嗎？政府並沒有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往往現在是一個人上台就講一套話，大家就跟著去宣傳這個話。但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國家它永遠存在，領導是換來換去的呀。所以我覺得現在要說文化革命，我有什麼領悟的話，我覺得就是這個，它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違憲。那麼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應該樹立憲法的權威，應該進行憲法的教育，讓老百姓知道要遵守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就是憲法的基本內容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