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霍爾是美國心理學先驅，1863年，19歲的霍爾被威廉姆斯學院錄取後，試圖向他的鄉下夥伴隱瞞這件事，“但他們還是知道了，並且無情地嘲笑我”。
很多人會帶著懷疑的態度問：“比起待在家裡、早點結婚，進學院難道會給他帶來更多的財富、更高的社會地位或者更大的名氣嗎？”
19世紀末的美國多數選民沒讀過大學，他們認為教授和學生都是精英主義者，敵視沒受過教育的人。政客們發現，只要在演講中反對學術，表態支持傾向於農民及其他下層群體的立法，就能贏得選票。
勞倫斯·維賽在《美國現代大學的崛起》一書中提到一位叫本傑明·賴恩·蒂爾曼的政客，就曾在1890年代初競選州長時允諾，要關掉南加利福尼亞大學。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教育系榮退教授、《美國高等教育通史》作者亞瑟·科恩對《中國週刊》記者說，政客競選公職宣稱要關停公立大學的現象一直延續到20世紀。“這樣的政客還包括喬治亞州的赫爾曼·塔爾梅奇，加利福尼亞州的羅納德·里根。沒有人實際上關停所在州的大學，但他們確實贏得了選舉。”
商界也喜歡尖刻地抨擊高等教育的無用。1889年，除了本文開頭卡耐基的表態外，一位銀行家甚至宣稱絕不在辦公室雇用學院畢業生。
存續兩百多年後，學院陷入嚴峻的困境。雖然美國人口不斷增加，入學人數卻基本不變。
1870年代，全美人口增加23%，但20所“最古老的主要學院”的入學人數只增加了3.5%。1875年，美國全體議員中38%是學院畢業生，十年後這一比例降為約25%。
後來成為康奈爾大學第二任校長的查爾斯·坎德爾·亞當斯幹脆宣稱：“長期以來被認為完成學業必需的培訓已經日益失去人們的歡心了。”
教育的轉型
但即使人們如此質疑早期的學院教育，舊式學院對美國的貢獻，仍然不可磨滅。
整個殖民地時期，九大學院共培養近五千畢業生，極大影響了美國的建國歷程。
美國前六位總統中，兩位亞當斯均畢業於哈佛，傑斐遜和門羅畢業於威廉瑪麗學院，麥迪遜畢業於新澤西學院。
以威廉瑪麗學院為例，其畢業生中，就產生了大陸會議第一任主席，一位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一位制憲會議代表，北美大陸軍幾位高級軍官，一位首席法官，一位馬里蘭總督，弗吉尼亞第一任總督和幾位早期國會議員。
56個美國獨立宣言簽署人中有25人是律師，55個制憲會議成員中有31人是律師；第一屆29位國會參議員有10人是律師，第一批65位國會眾議員有17人是律師。這些人中多數要麼畢業於北美的學院，要麼畢業於歐洲的大學。
說美國是由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建立的，毫不誇張。
人們對學院的抨擊，不在於它曾經的輝煌，而在於當下的落伍。
喜歡舊式教育的學生和教師越來越少。在飽受批評的同時，學院開始了轉型、升級。更為實用的課程，包括農業、機械、工程、商業、新聞、教育等開始出現在課堂上。
舊式學院哈佛、耶魯等開始設立科學院、商學院、研究生院等，轉型為現代大學。加上一批新成立的包括康奈爾大學（1869年成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876年成立）等學校，開始形成美國高等教育的頂尖梯隊。
而美國獨創的兩年制初級學院、社區學院，開設更為實用的職業培訓課程，則填補了高等教育的前端空白，滿足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大學不再被認為是與世隔絕、脫離實際生活的地方，不再是大量出產書呆子的地方，而是培養了解真實生活問題並能解決問題的人的地方。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在一個學徒制已退出歷史舞台，也不存在世襲貴族的國度，大學畢業證書越來越被看做是進入報酬優厚、受人尊敬的職業的許可證。
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高等教育是他們從底層上流的途徑。一串高等教育注册學生數字足以說明一切：1870年6.3萬，1945年167.7萬，1975年1118.5萬，1995年1426.2萬。
即便是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儘管增速有所放緩，大學錄取率也仍在增長。
由於政府削減財政開支和校友等資助者的捐款減少，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手頭都不那麼寬裕了。很多私立大學轉而提高學費以彌補資金缺口。
學生們則轉向學費負擔較輕的公立大學，選擇專業則避開不好找工作的建築、工程、教育、企業管理等，而是選擇寬泛的文科，以求在不穩定的就業市場擁有一些靈活應變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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