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銀資本》和《大分流》這樣極具顛覆性的著作產生之後，無論讀到何種強調東方世界作用的文字都不應該覺得驚奇。這類作品告訴我們，我們曾擁有比歐洲世界更多的財富，也曾擁有足以和西歐相抗衡的經濟實力，只是在1800年之後才逐漸和他們拉開差距。為此，我們曾將近代的磨難歸咎於乾隆的短視，也曾埋怨“西方的強盜行徑”，但越來越多的研究告訴我們，事實遠不是我們所以為的那樣簡單而富有悲劇意味。因此，黃仁宇會將近代問題歸因於中國傳統中“數目字管理”的缺乏，黃宗智則將關注點放在農民的生計上。他們也許都未曾想過，假如現代歷史不是以我們所知的那樣出現，一切又將怎樣？
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那裡，一個由大航海時代開啟閘門的、以西歐為中心的生產與流通體系的建立，是現代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成為一體的基礎。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則針對此觀點，認為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國已經率先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將歐亞大陸為中心的廣大地域組織成了一個經貿的整體。他在《忽必烈的挑戰》中就元帝國的產生及其對世界性通商的影響展開了論述。作為該書的核心論題，他從都城營建、征服南宋、海上稱雄、商路建設、商業管理、貨幣改革等方面試圖論證以元朝為中心的世界商貿體系的存在。當我們還在爭論元朝究竟是北族政權還是中原政權的時候，他的眼界已經超越了“華夷之辨”這個層次，開始關注世界史領域中的蒙古歷史，這正是《忽必烈的挑戰》最大的價值所在。
這個蒙古世界體系為何能夠產生？杉山氏認為，直接的原因就是忽必烈鞏固汗位的需要。在他的解釋裡，忽必烈在汗位之爭中完全是篡權者的形象，為了獲得各汗國的認可，他需要像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樣，不斷地為他們提供財富。最終，他建立了一個以“首都圈”為核心，橫跨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大帝國，將蒙古的軍事力量、中原的農業經濟和穆斯林的商業文明結合起來，讓蒙古在世界歷史上從征服者轉型為統治者與經營者。可以說，杉山所說的具體史實，我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我們運用這些事實去搭建的解釋系統則與他截然不同。僅就軍事、經濟與商業的結合而言，有時被歸納為元朝迅速走向腐化的原因，有時被概括為“內北國而外中國”，而忽必烈開創的“兩京制”，也被解讀為“草原本位”或“草原中心”。杉山則將這些事實與汗位爭奪戰聯繫起來，為我們描繪出一個世界體系的雛形。
以往我們說到元明時代中國對“世界”的作用時，常掛在嘴邊的是馬可·波羅的游記和鄭和的航海旅程，但對二者的意義則很難做太多的闡發，因為看上去它們和後來的世界並無太多關係。杉山氏則告訴我們，這兩個案例都只是忽必烈所搭建的世界體系中的產物，是這個體系下的細節。這樣一來，我們的世界形象一下子偉岸起來——儘管杉山同時也提到，元帝國並不是一個“中華王朝”。
有關元朝是否具有中國屬性這一問題，歷來就存在爭論。而在明初編纂的《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詔書完全是中原皇帝的做派，而且忽必烈本人對漢地文化與制度的興趣也是讀史者所習知的。以往由於文化本位觀的影響，常有將元朝摒棄於中國歷史之外的觀點出現，但元帝國所具有的濃厚的中原氣息總是不可否認的。站在漢文化傳統的立場上，我們可以說元朝存在“漢化遲滯”的現象，而若從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交融的角度去觀察，我們也可以說，日漸增強的中原色彩，讓元朝原本鮮明的征服王朝特征逐漸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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