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世界究竟為何出現，以怎樣的形式出現，是很多西方學者探討的論題。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哈貝馬斯、沃勒斯坦等都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現代世界產生的原因。對這些理論，東亞學者也日漸在反思中進行回應，比如餘英時就以《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來回應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同樣，杉山氏也以《忽必烈的挑戰》來回應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餘英時通過研究中國宗教與儒家觀念在中唐以後的世俗轉向，對所謂“商人倫理”進行了剖析，使用韋伯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前現代社會晚期的歷史進行考察。杉山在研究取向上和餘英時極為相近，使用沃勒斯坦對世界體系的基本界定，從東亞世界尋找與這一學說相契合的因素，再以此對沃勒斯坦的觀點進行反擊，正是所謂“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他們的研究都沒有方法論的創見，只有將東亞事例與西方理論結合的試驗。這種試驗本身並不成功，而且都有將案例抽象化和誤讀的表現，但他們也通過這種試驗證明了一個問題：在明顯從歐洲經驗出發，對現代性進行解釋的理論下，試圖以東亞歷史去迎合這些理論的工作本身也是對歐洲經驗的一種默認，且只能使對東亞歷史的解釋落入歐洲中心的陷阱。現代國家從歐洲出現，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且是一種偶發性現象。偶發性就意味著歐洲出現現代化進程時東亞世界並未出現類似的反應。如果一定要在並未發生的歷史中尋求歐洲經驗，無異於緣木求魚。
更重要的是，用東亞歷史去做歐洲經驗的注腳，會抹殺東亞歷史本身存在的特征。就以《忽必烈的挑戰》為例，沃勒斯坦所提出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是以西歐經濟發展為前提，以海外開拓為動力，以形成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與現代帝國為結果的，而在杉山的論述中，忽必烈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蒙古的世界體系，則是以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汗國為基礎，以元帝國的各項措施為手段建立起來的，一個強大的前現代帝國的出現不是結果而是前提，政策性因素也成為非常重要的支撐，這和沃勒斯坦的理論模型本身就存在差異，而杉山本人對此似乎並未特別注意，而是將筆墨更多放在描述蒙古世界體系的輝煌這一點上。也許，重視元帝國本身的特性，重視元帝國、阿拉伯世界及歐亞其他地區在商貿交往上的複雜關係，會發現一個真正的前現代體系，如果它真的曾經存在過。這樣，我們就可以給《白銀資本》和《大分流》寫一個“前傳”，探討大分流時代到來之前的東亞世界。
（來源：經濟觀察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