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屬性問題，對世界體系的有無並不存在支持或否定作用，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如果真的在忽必烈個人的政治需求下建立了一個以蒙古為主導、以元帝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那麼為什麼忽必烈採用如此複雜的方式，而不是更為簡便的其他手段來供給各汗國財富，比如掠奪戰爭或高額徵稅？杉山筆下的忽必烈，更像是現代經濟學家筆下的理性經濟個體，一個指揮全局的總設計師，而非一個馬背上的皇帝。他和他身邊的“策士”們居然能夠動用各種手段，比如杉山所強調的蒙古鐵騎、漢地物產與穆斯林商團，並大費周章地利用運河、開辟海航、改革幣制，以求在商路所及之處獲得財富，並維持元帝國在這個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未免有點不可思議。即便是最精明的阿拉伯商人，也不可能提出這樣一整套的政策性與制度性方案，說得極端一些，即便是現代中國，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建立一個如杉山所說的世界體系——哪怕只是第三世界範圍內的——也不可能，何況是忽必烈？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忽必烈因為個人原因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那麼在以後的元朝皇帝那裡，令它能夠維持下去的動力又是什麼？在前現代的王朝中，決定一種與政權關係密切的事物是否能夠存在的，更多時候是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態度，而非一個並不存在的、能夠自己運行的制度。元朝皇帝的更換頻率極快，除了忽必烈和末代皇帝元順帝，其他人在位時間少則一年、多則十幾年，且政爭不斷、政策變動頻繁，所謂的世界體系如果真的存在，其持續存在的政策性或曰政治性原因在哪裡？杉山將蒙古世界體系的崩壞起始時間定在一三三零年代，認為蒙古帝國聯合體從這時開始瓦解，而對元朝內部的皇位更替與政策變化所能產生的影響則未置一詞。
在另一個地方，杉山強調了元帝國死刑判決數量極少的情況，似乎將之作為可讚揚的事情，而這種政策性現象，正是學者們將元朝看做“罪犯天堂”的重要論據：伴隨著低死刑率的，並不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而是高犯罪率。這種有些天真的誤解，不知是否和忽視元朝政治動態有關。
在對蒙古的世界體系進行評估時，杉山有將這一“世界體系”產生的影響放大的做法。他以“大明可汗”為論據，認為這就是世界體系的殘留影響。不過，在邦交方面，沿用前朝舊稱稍加改作的形式，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時往往會出現，而且即便這稱號被長期使用，比如唐代的“天可汗”，所體現的也只是中原皇帝在宗藩關係上的主導身份——周邊各邦共同擁戴的“可汗”，而非某個跨國體系的主導者。
另外一個將“世界體系”作用放大的例子是對明成祖朱棣的評價。杉山認為明成祖遷都北京、對北元進行征伐之舉就是想要“重現大元汗國”。明成祖遷都與北伐的目的，吳晗就曾做過研究，其他學者也有過相關論述，其目的應該不是重現元帝國，而是盡可能地消滅元朝的殘餘勢力。杉山又以明成祖的身世傳說為例，認為人們傳說他是元順帝之子並非沒有原因，正是因為他想要建立元朝那樣的大帝國才會如此。如果我們注意另一個有趣的傳說就會發現，這個觀點實難成立。在傳說中，元順帝並非蒙古後裔，而是宋恭帝的私生子，這和秦始皇的身世傳說有些類似，目的都在於否定其繼位的合法性並貶低其出身。而明成祖的身世問題與此相類似，但一定程度上是與其偽造身世、令後人遐想有關。
既然所謂蒙古的世界體系是否存在非常令人生疑，其閱讀意義又在哪裡？在我看來，這是東亞學者在歐美學術範式下對其自身歷史的審視和對現代起源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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