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教教義來思索武士道,是從山鹿素行開始的。素行入日本大儒林羅山門學習“朱子學”,自創山鹿流軍學,軍學中包含武士道,並從儒教理論上明確了什麼是武士、什麼是武士道。在《山鹿語類》裡,他指出,武士要從理性上自覺,“要明確意志,要歷練德行,要琢磨才能;要經常反省行為的善惡,要立正威儀,要謹慎平常的行事。”武士與農工商身份迥異,不能以供給衣食住行來確立生活,為了不做無為徒食的游民,自己必須明確本分,堅守本分,這也就是“志於道”,即“歷練德行,實踐仁義”了。山鹿素行在《山鹿語類》中還說,唯有活著才能奉公,才能在國家存亡之際有用。
可常朝的狂氣一上來,便毫不客氣,他堅決反譏,說山鹿此言雖鏗鏘,其心則苟且,不過是“上方風格的演戲式的武士道”,上方風武士道,跟“死”也要算計,在生死之間,計算利害得失,還要做表演,這樣的武士道,就像大阪的商人討價還價一樣,也像戲子在台上亮相,有如在胸口上漚糞,令人作嘔。常朝說,儒家武士道用那麼多教條,拿捏著武士,哪能成為生龍活虎的武士?武士固然要信守道德,但不是用道德培養出來的,在道德的藥罐裡泡久了,反而要生病。
江戶時代文藝復興式的學者本居宣長也認為,儒教倫理,就喜歡一一拷問人之事,而忽略神之事,這會使人過於窘迫,也不太符合神意,反而使人心萎縮,壞事變得多起來。宣長還批評儒教,應該高興的事,也並非那麼高興;值得悲哀的事,沒有那麼悲哀;應該震驚的事,並不大驚小怪,從來沒有激情的“狂”之演出。
山鹿素行的學生,儒者大道寺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說:“一個優秀的武士,應該牢記在心,從正月元旦一大早,拿起筷子吃年糕開始,到那一年尾的大年三十夜,每日每夜都要把死掛在心裡不曾間斷,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日日思死,也就從所有的惡事和災難中逃離出來。”這難道不是“將死的念頭置於恒常之中”嗎?常朝卻說不是,並鄙視為是演戲,是白日夢。
他認為,找死之道不應該是表演,就是為死而死。死可以天下國家為出發點,但不會以此為目的。那麼死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就是死本身,也就是為死而死。所以,那種每天如一日地思考死,每天早晨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就考慮死還是不死,假想著彼時死,或此時死,死時的盛姿,為什麼而死等等,這些正是武士道要切斷的妄念和執著心。他的武士道很單純,就是豁出命來本身。這是一種徹底的禪悟,不過,禪僧須靜坐,而武士卻要如火烈烈地赴死行動。
糾結於善惡,就會失去行動的能力,超越善惡兩分,這就是常朝的“狂禪”武士道,也是日本武士道的源頭和精神底色。
(來源:《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