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越共抗法戰鬥進程中，中國軍事顧問團的意見始終處於至關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緣於越軍指戰員戰爭經驗遠不如中國顧問，另一方面也緣於越共對中國援助的依賴。正如學者牛軍所總結的那般：“不論是戰略謀劃還是在具體戰役設計過程中，中國軍事顧問團的意見往往是決定性的，而中國軍事顧問團則是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揮。可以說當時中國軍事顧問團的主要戰略設想均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從邊界戰役，到三次平原戰役，再到西北戰役、老撾上寮戰役、奠邊府戰役，沒有中國顧問團的指揮意見，其勝利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羅貴波等援越人員還幫助越共中央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財政制度，這套制度基本上是從中國革命時期根據地的制度複制的，此前，越共的財政問題一團混亂，根本無法支撐對法國的戰爭，至1951年4月，羅貴波向中央報告，已樂觀預期：經過整頓稅收，控制貨幣發行、嚴格財政管理等工作，越南爭取當年財政接近平衡“是有客觀條件的”。從陳賡日記中也不難看出越共高層對中國軍事顧問團的高度依賴，如1950年9月11日，“胡（志明）、武（元甲）來訪。胡要我包下這一勝利，並還包下下一戰役的勝利。我答應盡一切力量爭取，有些把握，但不是絕對把握。與之談下一戰役計劃，胡謂‘我非軍事家，你做就行’。”
但越共一方面深深依賴中國的物資和智力援助，一方面又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滿腹猜疑
儘管顧問團與越軍的合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戰果，但仍免不了發生摩擦。首先，軍事顧問對越軍常有不滿，軍事顧問團長韋國清就曾如此評價越南軍隊：“一般來說，人民軍不從戰士中提拔幹部，而挑選自學生……，將他們調派當中隊長、大隊長。”為此，顧問團對越共軍隊進行整軍：“在一年多時間裡，全軍共提拔各級幹部2萬多名。其中，具有基層工作經驗和經過戰鬥考驗的約占50%以上。幹部中的工農成分比重大大增加。”（《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爭史實》中國軍事顧問團歷史編寫組），軍事顧問團中的炮兵顧問竇金波也說：“我發現指揮幹部的職位越高，越不曉具體的戰鬥，他們可以指揮軍隊，當與敵人近接觸時，也可以作指揮，當雙方互相開火，當要衝鋒時，他們便不曉一切。”
陳賡日記中也留下了不少對越共及越軍的批評意見，如：“過河陽城，省委書記率多人郊迎。城內房屋全被破壞，所剩殘垣敗壁多為鋼骨水泥者，足見當日之繁榮。越共為了不給法帝以任何憑借，全國城鎮房屋均自動破壞。革命初期之幼稚行動，雖無法避免，但群眾之嚴重損失與國家元氣之消耗，則不堪設想。據說現已停止。（1950／7／20）“昨晚攻擊未得手，因攻擊於下夜二時才開始，打上三小時即已天明，突入東溪之部隊，一見天明即發生恐慌，自動撤出。昨晚算是白費力氣。我上午去武之總部，研究未得手之原因：一、不遵守攻擊時間，原來預定黃昏攻擊，但遲至拂曉以前才開始，時間不夠。二、各級指揮所不敢向前，以致不能掌握突擊部隊。三、通訊聯絡組織不好。四、幹部假報告，欺騙上級。”（1950／9／17）“越南部隊行動之遲緩，動作之不積極，均出我意料之外。”（1950／10／4）“召集顧問團匯報。王硯泉情緒不高，不願在越工作，輕視越軍。我當時情感衝動，厲色批評，事後覺得有些過火。”（1950／10／15）“據說游擊隊紀律不好，尤以公安部隊為最。”（1950／10／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