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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周恩來出現日內瓦會議上，主張越南劃界停戰，但并不能得到越共的理解 |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矛盾，越軍幹部對中國軍事顧問的指揮能力雖然大多信服，但對其指揮動機卻常常心懷疑慮，不斷猜疑中方作戰計劃的動機。韋國清向毛澤東匯報說，當時越軍的高級幹部中有人認為，中方建議發動西北戰役的目的是為了鞏固中國的邊境地區，“是因為對中國有利”：“去年西北戰役前，越南軍隊高中級幹部中，可以說多數人不願去西北作戰。主要是怕艱苦，怕困難，缺乏戰略眼光，認為西北地廣人稀，是個窮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沒多大意義，越南軍隊總後勤部主要負責人竟說，顧問團積極主張解放西北，是因為對中國有利，可以剿滅那裡的國民黨殘匪，不再騷擾雲南邊境。真是奇談怪論。他們認為，只有解放紅河二角洲才過癮，才能取得抗戰勝利。經過工作，這種情緒當時基本上扭過來了。現在敵人從那產撤退了，他們又把眼睛緊緊盯上了紅河三角洲。這是舊病複發。”事實上，越軍幹部的這種猜疑並非沒有根據，從邊界戰役，到三次平原戰役，再到西北戰役、老撾上寮戰役、奠邊府戰役，幾乎都與控制中越邊界地區有關，其結果必然“有利於中國鞏固南部邊疆的國防”。
朝戰結束後，中方主張越南停戰，引發越共高層不滿，為日後中越交惡埋下隱患
中方曾一度全力支持越共統一越南，甚至明確提出過把戰爭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去，幫助老撾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張，顧問團還親赴老撾協助指揮作戰。但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中共對於援助越南的態度有所轉變，為保護朝鮮停戰所形成的使國內政治重心轉入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反覆權衡利弊得失後，至1954年1月，美蘇法英四國召開專門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在印度支那停戰的問題日內瓦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即再三主張越南劃界停戰，準備像朝鮮那樣劃定一條停火線。
儘管越共領導層對周恩來提出的方案興趣不大，胡志明也希望乘勝追擊一舉統一越南——畢竟當時越共已取得了將近四分之三的地區。如果劃界停戰，它將會被迫放棄南部，甚至是中部地區的許多根據地，大批越共人民軍和幹部都將北撤，這對許多越共幹部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但在周恩來與胡志明8次會談後，胡志明最終還是接受了中方的主張，同時也很沉重地說：“勞動黨中央的工作是要打通高級幹部的思想。”日內瓦會議不可避免使得部分越共高層開始怨恨中方，為日後中越交惡埋下禍根。譬如當黎笋知道周恩來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時，就相當惱怒。2000年，挪威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斯坦因公布了《B同志談越中關係的報告》。“B同志”即當時的越共總書記黎笋。在黎笋的這篇講話中，多次提到了日內瓦會議及其給越南帶來的危害。黎笋說：“當我們簽署日內瓦協議時，正是周恩來將我國分為兩（部分）。我國以這種方式被分為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後，他曾又一次向我們施加壓力，要我們不要對南越做任何事情。他們禁止我們起來（向美國支持的越南共和國進行鬥爭）。（但是）他們，（中國人，）無法阻止我們。”黎笋的話是謊言還是真實，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黎笋對中方的不滿，發酵並造成重大的後果。他後來成為越共總書記，在位期間與中共關係十分緊張，衝突不斷，其中未嘗沒有這些歷史因素在作祟。
參考資料：牛軍：《中國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討》，《外交評論》；楊奎鬆：《新中國從援越抗法到爭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變》，《中國社會科學》；中國軍事顧問團歷史編寫組：《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鬥爭史實》；《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編寫組：《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 當事人的回憶） 》
“革命外交”時代，蘇聯、中國等施援者，最後都難以與受援者善始善終，其根源在於：受援者為自身最大“國家利益”計，僅以“國際主義精神”要求施援者；施援者則既需展示其“國際主義精神”，又不能無視自身“國家利益”。當二者不能兼得時，“國際主義精神”必須犧牲，又往往很難得到受援者的諒解。這是“革命外交”無法解決的內在衝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