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在社會地位上，實際上是不同的。有的是高級教授，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他們在這個平台上的話語權，完全平等，這個真了不起。但後來這個平等慢慢地就被剝奪了。
南方周末：你說央視是一個國家台，它有獨特任務和職能。
崔永元：對，我覺得國家台就是應該“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國家台，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家台是好看的，因為它承擔的任務太重了，它要傳遞信息，傳遞思想，要完成這些任務，表達民族歷史，如果是公共電視台，還要負責所有在海外公眾的安全。比如說地震，國家電視台就要告訴你，你在意大利跟誰聯繫，在澳大利亞跟誰聯繫，如何了解你親屬的情況，24小時就得幹這個，這才是國家台。
假如人藝是最好的劇院，它的話劇八點鐘首演，那國家台就要八點鐘直播，新年音樂會要直播，最好的昆曲、外國最好的演出團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戲，能談妥都應該在黃金時間八點播，你愛看不看，這是國家電視台的責任。如果這時候還在討論沒人看，收不來廣告，這不是國家台，是商業台。
“到1999年，我忍無可忍了”
南方周末：你說《實話實說》你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從1999到2002年，你還強撐了三年。
崔永元：實際上是我們妥協了。我們覺得自己很聰明，他不讓我們保持開放性的討論，那我們就改成做個案，請一個人來讓他講故事，這就沒有爭論了。但故事裡藏著很多問題，藏著很多觀點，就這樣來做。但後來，很多故事他也不讓你講。
另外我們覺得太累了。評書的故事講得多動聽，憑什麼找個普通老百姓，語言表達能力也不行，我還費半天勁幫他調整。我還不如自己講呢。然後還要把自己的觀點想方設法放進去，放進去後，被發現了，給剪掉了。這是幹嗎呢？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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