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蔣介石1923年7月13日致楊庶堪書，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六卷，第92頁）
不論是為了安撫蔣之情緒（此種情緒又多少含有“瑞元無賴”的性格），還是一時無人可派，孫中山最後決定派蔣介石、王登雲、沈定一以及共產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代表團”，前往報聘，並於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達莫斯科。
蔣介石一行在俄參觀了軍事學校和武器裝備，還去拜會了紅軍之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Chicherin），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等人。最主要的任務則是於9月9日會晤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參謀長甘門涅夫（）。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吳文津從俄文資料中得知，蔣曾代表孫中山向蘇方尋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個新戰略協議，即突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據地轉移到西北，以便蘇方的軍事支持。（詳閱吳文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册，第38—53頁）其實孫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經披露，有謂：“蔣將軍將提交貴政府以及軍事專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遠地區的軍事行動計劃書。”（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不會得到蘇俄的支持。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線回國。蔣介石於12月15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游俄報告書》，卻又遲不回粵。孫中山於12月30日電蔣有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也連發六電，催蔣南歸，然而蔣仍在老家溪口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廣州報命，並被委派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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