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不告而別，留書請辭。當我們見到蔣出走後寫給孫中山與廖仲愷的信，就不再奇怪，原來還是因為不如意、以退為進，而這一次更加情見乎辭，甚至語帶責備與要挾。他於1924年3月2日致孫長函中，一再提到陳炯明叛變時與孫“同生死、共患難”“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借此抱怨孫對他的耿耿忠心，回報不夠。他又借當年與陳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孫對他信之不專、愛之不切！竟謂：“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再往下看，更知所謂“信不專、愛不切”，因孫中山仍然把他視為侍衛長看待，沒讓他“兼任他務”，也就是沒讓他管軍事之外的黨政大事（蔣致孫函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們再看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沒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會議，孫中山繼續出任黨的總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人傑、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闓、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法勤、於右任、楊希閔、葉楚傖、於樹德，沒有蔣介石。候補中央委員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也沒有蔣介石的名字。蔣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傳賢、杭辛齋、戴仁、胡公冕、宣中華，前三人由孫中山指定，後三人則由該省黨員選舉而產生。蔣只是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粵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歡可以想見。對孫中山心存不滿，也就事出有因了。
蔣介石於3月14日致函廖仲愷，更加露骨。他顯然不滿意廖任軍校的黨代表，責備廖干預、侵奪他的權力，更進而批評廖“專意順從”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若謂：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唯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册，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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