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兩次反腐鬥爭的背後，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幹部體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禦史們其實也是為了保飯碗而絕地反擊。前一案，正值東北“龍興之地”改制設省，成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視為北洋的保護人和代言人）權力擴張的良機，即使沒有這起風流案，北洋也會想方設法將段芝貴等“自己人”頂上關鍵崗位，結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綻。後一案，則更是禦史們的“自衛”之戰：1909年成立了資政院後，都察院的彈劾監督權被吸納，裁撤勢在必行，禦史們只好冒險一搏，拿慶親王開刀。
最為吊詭的是，政治經驗顯然極為豐富的奕劻似乎並不想收斂和掩飾自己的貪腐形象。而且，還照樣聖眷不衰，不僅得到了“鐵帽子”，而且其妻妾中還封了6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規定的親王只能封5位福晉的限額。
其實，到了奕劻這種已經“不勝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無大志。一個道德形象與工作能力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的下屬，對大多數的領導人來說，並非是件可以高枕無憂的好事。高調地展示自己對醇酒美人的“低級趣味”，是歷史上韜光養晦的不二法則。從這個角度看，奕劻的“首富”是非當不可的。
一場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為使命的改革，卻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國際知名度的大貪官；而這位巨貪之所以貪得如此高調，卻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獲得政治上的安全感，這種看似荒謬的故事，卻正是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朝改革的胎毒，滲透在血液之中，難以自行擺脫。
1917年，奕劻去世，宣統皇帝賜謚曰“密”，意思是追補前過，隱責其應對大清國的滅亡負責，仿佛多出幾個清官，或許就可以繼續“一統江山萬年清”。這無疑表明，丟掉了江山卻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貴胄，並沒有真正明白黃龍旗為什麼不能繼續飄揚了……
（來源：《中國經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