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公時慘死是野蠻時代的一個見證，對後世有著永遠的警示作用。公理何在，公法何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文明社會，很顯然，公理和公法一旦缺失，人就有可能成為野獸。蔡公時本著一種和平意願，以協商的態度，以談判的方式，結果卻是在濟南殉職。他的死不止是中國民族的恥辱，也是日本民族的恥辱，同時是“正派人難以想象的”全人類的恥辱。蔡公時慘死給剛成立的南京新政權敲響警鐘，讓國民政府放棄了對日希望，丟掉了與其合作的幻想。與英美相比，日本才是更大的更危險的敵人。歷史地看，小不忍則亂大謀，國民革命軍並沒有因為蔡公時的慘死，就匆匆與日軍在濟南決一死戰，而是主動放棄濟南，犧牲濟南，忍辱負重繞道北上，最終完成了北伐大業。那年頭，還不流行核心利益一詞，然而很顯然，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就是最大的核心利益。
濟南慘案在事後，中日雙方都有過主動放大的企圖，都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都在宣傳上極力渲染己方無辜與對方野蠻，雙方民族情緒均經此事變被點燃。中國老百姓絕對不會想到，明明是我方吃了大虧的濟南慘案，明明是蔡公時等被割耳、削鼻，屍體被焚燒，在日本國內竟然會激起反華的輿論浪潮。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據駐日特派員殷汝耕報告：“此間關於濟南消息日漸具體化。我軍對日僑剝皮、割耳、挖眼、去勢、活埋、下用火油燒殺、婦女裸體遊行當眾輪奸等事，日人言之鑿鑿，其所轉載京津、倫敦、紐約各外報亦均對日同情，歸咎於我。”面對這種惡意宣傳，南京政府也意識到“用事實宣告全世界”的重要性，國民黨上海黨部立即成立了一個專事針對日本的國際宣傳部門，用今天的話說，雙方都在炒作濟南事變，要讓國際輿論站在自己一邊。
江西同鄉李烈鈞把蔡公時稱為“外交史上第一人”，國民政府要人紛紛題詞紀念。于右任題詞：“國侮侵凌，而公慘死，此耳此鼻，此仇此恥。嗚呼泰山之下血未止”，馮玉祥題詞：“誓雪國恥”，李宗仁題詞：“民族精神，千古卓絕”。蔡公時的血不會白流，對他的紀念在當年很隆重，為勿忘國恥銘記歷史，1929年5月，山東省政府在泰安岱廟竪一石碑，四棱錐體形，上刻“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九字。濟南建起一座“五三亭”，在時任省教育廳長的何思源提議下，當時山東省內各縣幾乎所有的公學都建立了紀念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