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僑民在救護中國難民期間，還在安全區的難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國軍隊高級將領與軍官。按照國際慣例，安全區應當保持中立，只收容難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掩護抗日軍官，如被日本人發現，極有可能給國際委員會和整個安全區帶來滅頂之災。但同情中國的外僑決定冒險。第72 軍軍長兼第88 師師長孫元良被魏特琳隱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女難民中；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教導總隊第二旅參謀主任廖耀湘被卡爾·京特與辛德貝格藏在江南水泥廠的難民營中；南京衛戍司令部衛生部部長金誦盤先被藏在美國大使館，後被轉移到金陵大學美籍教師宿舍樓；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龍應欽與周上校被藏在拉貝住宅的二樓。西方僑民將他們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國抗日的精英力量。
費吳生：將膠卷縫在大衣襯裡帶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淪陷。拉貝和喬治·費奇立刻來到安全區最南邊的漢中路同日軍交涉。費奇在地圖上用鉛筆劃出標記，告訴日軍安全區的位置。日本軍官說：“請放心！”拉貝和費奇信以為真。沒想到他們還未離開，就親眼看到日軍擊斃20名驚慌逃跑的難民。接著日軍又闖進安全區，強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費奇痛心疾首地給友人寫信道：“我們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表示他們繳械後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們是失信了。不久他們有的被日軍槍殺了，有的被戳死了。他們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這些外僑中，費奇與中國的緣分也許是最深厚的。他還有一個名字叫費吳生，因為他生於蘇州。父母是傳教士，早年從美國來到中國。1913年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中，數十萬難民湧入上海，費吳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會立即開展救濟工作。在這期間他與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說費吳生不僅是中國通，還算得上中國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費吳生與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學，看到一個姑娘正被三個日本兵和一個騎馬的日本軍官追趕，費吳生一把將姑娘推進自己的汽車，關上車門就向校門外開去。日本軍官悍然橫馬擋在車前，但是馬害怕汽車發動機聲閃到一邊，費吳生等人便開足馬力飛馳而去。但更多時候，他們根本無力阻擋野蠻的燒殺淫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發生，悲憤地將暴行如實記錄。費吳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間的日記，於1938年1月23日由德國人克勒格爾秘密帶往上海，立即廣為流傳，引起中外輿論界震動。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視野》雜誌刊登了費吳生的日記。此文後來又經縮寫，刊載在當時美國發行量極大的《讀者文摘》。從1946年東京審判到今天，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軍國主義罪責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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