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生威爾遜，大屠殺期間在鼓樓醫院獨自承擔全部外科手術，胳膊累腫了也不能休息。他還堅持幾乎天天寫日記。他在東京審判書面證詞中寫道：“日軍入城後不久，送往鼓樓醫院救治的平民人數急劇上升？？日軍針對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續六周多後才開始減退？？我保證以上所述完全屬實，1946年6月22日。”
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國際委員會在大屠殺持續6個星期內送交日本大使館70個報告，具體記載了數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幾乎每天帶一份報告前往日本使館，而這些報告的內容迅速經使館送往東京，外相廣田宏毅、上將松井石根、參謀長武藤章等高級官員不可能不知曉。1948年11月4日，這三名戰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抗戰勝利後，中國政府給這些幫助過中國的外國朋友頒發了勛章。對於貝德士和費吳生等人來說，他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在中國度過，又和中國人經歷了這場生死與共的大劫難，他們也許想在中國待一輩子。但1949年，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貝德士曾試圖在他的宗教信仰與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中尋找共通之處，他覺得自己可以在新政權下繼續從事教育和研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使一切成為泡影。作為金陵大學少數被“禮送”而不是被驅逐的美籍教師，他離開了工作30年的大學。費吳生在1940年甚至受邀訪問延安。由於信仰和政治觀點的不同，費吳生對共產黨抱有成見，他早年在中國的事跡也便不再被提及。1967年，費吳生撰寫了一部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在台灣出版。這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親身經歷，時至今日還是指控大屠殺的有力證據。
（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