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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西南聯大 |
1939年10月，西南聯大新生光遠來到昆明時，新校舍已經落成。剛來的時候，學校沒有裝電燈。寢室裡是八人一組，公用一盞油燈。圖書館用汽燈。偌大一個圖書館並沒有幾盞，因此搶座位比在電影院購票還要擁擠。光遠寫道：“天未黑，館外黑壓壓地站滿了人，門一開便向裡湧，湧進門便分頭向汽燈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頭一看，往往便會發現筆記本擠爛了，洋裝書的硬封面擠脫了，筆記丟了。這還是幸運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還分不到一點燈光的人，於是便只有垂頭喪氣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館門。”那時，聯大的學習氛圍很濃。從內地來的、從淪陷區集中上海再從海道來的，都集在這裡，抱著一種希望，想學到一些什麼。那時昆明的鳳翥街很熱鬧，那是昆明以北數縣上省的馱馬隊駐足的地方，這些莘莘學子便與販夫走卒為伍，燃馬糞看書。在聯大上課，課分散，教室更分散，無時不須“馬拉松”。聯大學生記錄道：“一課在新舍東北區，一課在後來改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氣大教室，另一課也許在昆北食堂，再一課也許又得跑出大西門到現在師院去，而又一課或者又須跑進城到現在的雲端中學（那時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並未完，還得搶椅子，因為座位不夠，到遲一步，便只有立著聽課了。”
雖然條件艱苦而清貧，聯大的課堂卻是大師雲集的地方。後來成為翻譯大家的許淵衝在昆中北院一號教室旁聽陳寅恪講“南北隋朝唐史研究”。許淵衝在他的書《逝水年華》中回憶道：“他閉著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頭，不時發出笑聲。”錢鍾書那時才20多歲，戴一副黑邊大眼睛，手拿著線裝書和洋裝書，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裝，有時換一身藏青色的禮服。他除了給“大一”新生開課，還為外文系高年級學生開了兩門選修課，“歐洲文藝復興”和“當代文學”。他講課只說英語，一口牛津腔，要求學生們學習標準的倫敦音。聯大的課堂上，清華、北大、南開的名教授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非常精彩。有朱自清講《古詩十九首》、聞一多講《詩經》、陳夢家講《論語》、許駿齋講《左傳》、劉文典講《文選》、唐蘭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魏建功講《狂人日記》、馮友蘭講哲學等等。聯大不但校內名師雲集，校外名人來演講的也不少。茅盾、老舍、範長江都來聯大作過大報告；孫伏園、曹禺來作過小報告；巴金、沈從文、蕭乾來參加過座談會。聯大沒有禮堂。一些重要的演講就安排在昆華中學北院進行，有的就在雲南大學禮堂舉行。
抗戰期間，考古學家董作賓、科學社社長任鴻雋、政治學家羅隆基、甲骨文研究權威陳夢家和長老會傳教士W.H。克拉克都被學生自治會邀請來聯大演講。在學生自治會的協助下，錢端升談美國與東亞的關係，何永佶談英國與東亞的關係，洪思齊談蘇聯與東亞的關係，賀麟談青年與信仰，沈從文、朱自清、羅常培和聞一多則探討各種文藝問題。抗戰時期，聯大在昆明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塊相對遠離戰亂與喧囂的精神家園。據美國學者杜易強統計，僅僅是1942年秋，一個學期下來，“國文學會和歷史學會聯合舉辦的文史論壇就推出了聯大教授主講的20多場講座，每位演講人在自己的領域都有深湛的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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