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年底，美國加入反法西斯的陣營。“皖南事變”發生後，壓抑的氣氛迫使學生退出政治行動，回到課本，滿足於茶館和電影院的小樂趣；“左派”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宣告了聯大三年來活躍政治氛圍的終結。陳納德及其“飛虎隊”來到中國，幫助擊退了日機，基本上消除了空襲的威脅。而就在這一年，通貨膨脹開始加劇，不停地蠶食著聯大沉潛研究的極其有限的資金保障。“皖南事變”以來，三青團和群社一度熱火朝天的政治辯論漸漸沉寂。聯大學生要麼埋頭苦讀，要麼泡茶館、打橋牌、跳舞打發時間；剛開始的激情四溢，而今意興闌珊，暮氣橫生。
對教授們來說，在通貨膨脹的形勢下憑著薪水養家糊口，戰爭歲月裡在雲南的生活一點也不浪漫，相反，是沮喪失意的。1943年，蔣夢麟校長在給當時在華盛頓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的一封信中寫道：“聯大苦撐五載，一切緣軌而行，吾輩自覺不滿，而國中青年仍視為學府北辰，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北大語言學家羅常培描繪了一幅更加慘淡的畫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頗有沉悶孤寂之感！……絕對的同行……偶爾寫一點東西，錯處沒人修正，好處沒人欣賞……我漸漸失去了學術重心，專以文科而論，如錫予、如覺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則限於經費，一則限於領導者的精力，處處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氣。”1943年5月，費正清訪問昆明時發現，營養不良的“聯大教授坐在太陽下喝茶，什麼事都不想做”。
希望維繫一個寧靜學術和精神家園的聯大，最終無法抗拒捲入抗戰與政治的浪潮中。1943至1944年冬天，西南地區的城市開始正式招募學生參加軍事服務，駐華美軍及美國人在印度訓練的遠征軍，人數越來越多，他們特別需要譯員與中方溝通。就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美國志願軍（即“飛虎隊”，後來的第14航空隊）抵達昆明時，有些聯大學生響應號召參加雙語志願團。1944年4月，聯大教授會表決要求，畢業班所有身強體壯的男生投筆從戎當譯員。激進的革命力量也在醞釀著。1943年10月的一天，有個學生經過新校舍一間教室，聽見聞一多高亢的聲音，他朗誦了《呈在大風沙裡奔走的崗衛們》之後，放言高論：“我們沉醉在軟弱的弦調裡太久了，我們需要鼓的音樂！鼓的敲擊使我們想到戰鬥。什麼是鼓的時代？戰爭的時代！”
（來源：新浪歷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