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3日電／前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幕》一書面世。本書不僅敘述了一段有關國安會發展進程的恢弘歷史，更以其獨特的筆觸，生動地描繪了每屆總統的資深幕僚之間、幕僚與總統之間微妙的私人關係。
據《新京報》報道，雖然組成國安會的成員都是一些極具影響力的人物，然而實際決策的制定和出台過程並不完全有如我們所想象得那般嚴謹和程序化，這些風雲人物也經常表現出普通人的一面，他們的性格、脾氣、與總統的私人關係都在影響甚至左右著最終事關大局的決策的制定，而歷史進程可能正是在這些人的意氣用事中就發生了改變。
有的總統主動將自己的資源、信任、影響力和權力交與委員會成員，有的卻一人操控大權，因此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規模和制度一直在不斷變化。
成立和運作
總統和成員之間的互動比法律和制度更重要
1947年《國家安全法》的第一章確定並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該法案於1947年7月24日由杜魯門簽署生效。《國家安全法》不僅解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含義，詳細規定了委員會的各個職位，還進一步設立了“國防部部長”一職。
然而，如果你認為大多數聯邦政府人員在談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時，指的是《國家安全法》中那個嚴格定義的機構，那你又錯了。首先，即使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會議，也常常按總統的“意願”挑選其他內閣的成員甚至次級成員參加。雖然“按總統意願”一詞是早已廢棄的舊時法律術語，但這正好體現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理念。它成立的宗旨就是為總統服務，每一任總統都有改變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度的自由，他有權決定各類正式和非正式的白宮國家安全機構的設置，這些機構有的能協助延伸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有的卻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競爭對手。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全由一個人掌控、影響，它和美國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門都不一樣，因為憲法規定體制結構應當比個人權力更重要。有的總統主動將自己的資源、信任、影響力和權力交與委員會成員，有的卻一人操控大權，因此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規模和制度一直在不斷變化。法律規定和歷史制度遠遠沒有總統和成員之間的互動重要。正是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斷重塑著這支勢力強大的機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組織形式。有時，這個機構和1947年《國家安全法》中描述的理念十分貼近；有時，它卻只是建立在法案規定基礎上的鬆散組織。
“委員會”呈現出的多種組織形式中，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會議是最少見的一種（有幾任政府在執政時，幾乎取消了正式會議）。所幸的是，緊隨1947 年《國家安全法》之後，還有一批其他機構相繼成長起來。連它們的組織者也沒有料到，正是由於這些機構的積極努力，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相關的活動仍在繼續開展，並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其中包括委員會現任成員會議（即內閣成員會議，但有時副總統不會出席），後來又被稱作國家安全委員會“部長級委員會”。這些活動還包括內閣次級成員會議，旨在為部長準備政策報告，自從老布什政府以來，該會議又被稱作國家安全委員會“常務副部長級委員會”。
白宮步入現代以來，每一天都有可能召開多次類似“副部長級”或“部長級”的會議，但會議主題不僅僅是國家安全問題。此外，新一任政府確立自身地位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執政初期重新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織結構，從而進一步決定內閣和政府其他部門之間如何合作、如何為總統準備文件以及如何制定實施決策。這個重組的過程複雜而神秘，最後會產生一系列新機構和新職位，名字長得讓人頭皮發麻。這些機構和職位的目的大多數是為了和上一屆政府區別開來，並在行政體系中建立起一個權勢等級，為有權力影響文件起草程序的重要官員創造有利先機。每一任新政府上台後，第一批行政指令甚至第一件事就是重組委員會。通過重組的過程和結果，我們可以立即洞察出這個班子是否有活力，新一任總統的面貌如何。
雖然上述所有會議並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本身組織的正式會議，但與會者仍然稱之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除此之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相關活動還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的活動。按照成立伊始的設想，這支幕僚隊伍只是一個很小的顧問班子，成員可能大多數都為軍官，再加上幾位專家，共同協助總統管理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久而久之，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展變化，這支隊伍的力量勢不可當，越來越強大。如今，它已成為一支相當龐大的政府機構，其員工人數比一些內閣級別的部門還要多，擁有的權力甚至比大多數更為龐大的主要行政機構都大。
來來回回問了好幾次，人們才真正明白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是一心想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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