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7日電／人們還沒從杭州“7.5”、長沙“7.11”兩地的公交車人為縱火案驚魂之中緩過神來，7月15日，廣州再次發生類似的案件。不幸的是，廣州公交車上的燃燒案，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3人受傷。人們不禁驚嘆，如此密集的同類案件發生在同樣的公共空間，這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
3起公交車燃燒案，場面驚人地相似。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相繼水落石出，它完全就像出自同一個犯罪分子之手。因此，人們不免會想到作案手段的模仿效應。
其實犯罪手段的模仿，不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真正難以捉摸的，還是犯罪心理的模仿效應。從去年製造廈門公交燃燒案的陳水總起，輿論就一直呈現出一種角力和扭曲的態勢。一方面對逝者寄予同情，一方面對製造公交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從沒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用來煽情的細節。甚至有時候，無辜的逝者無人問津，而犯罪分子的家門已被各路媒體幾近踏破。尋找犯罪動機，成為一些媒體試圖解剖深層次社會根源的一條必選之路。他們看上去似乎在揭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本質，實際上卻有意或無意之間，在犯罪分子生存際遇的種種細節中，寄予了熱切的煽情與深切的同情。
一些“無悲劇不制度”的網絡名人，更是在每次悲劇面前像打了雞血一樣，他們看上去是聞悲則怒，實際上是逢悲必罵體制，似乎犯罪之惡，都是制度之惡。他們眼中的公交犯罪，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一種宣洩。他們在貌似理性的思考中收獲一些粉絲的點贊與跟隨，卻混淆了暴力犯罪與公眾生命安全的概念，人為地製造了官民對立，博得人們盲目的同情，某種程度上給那些預謀報復社會的極端暴力犯罪分子，構成了一種錯誤的暗示——做一個陳水總、包來旭，反而能夠引起更多人的同情。
不錯，任何一起公共環境下有意製造的暴力犯罪，犯罪主體多多少少有著或引人注目、或發洩不滿的內心訴求。但是，即便解決自身問題的渠道還不暢通，即便自己的處境多麼不幸、心境多麼悲觀，都不是可以將無辜的生命綁架到死路上的理由。如果輿論和媒體，不能對這樣的暴力犯罪同仇敵愾，而是以“博眼球”為第一訴求，搶著挖掘犯罪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困境、心路歷程，便會淡化社會對於暴力犯罪的激憤情緒，轉移民眾客觀分析和判斷暴力犯罪的視線，轉嫁社會矛盾，使得這些試圖犯罪的分子，為自己像陳水總、包來旭一樣實施犯罪，找到自我解脫的心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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