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從戰爭走向和平、從衰落走向復興，無不是以塗炭生靈、搗毀民生、中斷社會發展進程為代價的。
中華民族如何才能擺脫近代以來浴火重生的宿命，始終作為一個強國守住尊嚴、永續發展？
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奇眼中，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為了從甲午戰爭中獲得更為深刻的啟迪，我們需要回望更加久遠的過去。
自康熙經雍正至乾隆的130多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輝煌盛世。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被譽為“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有為君主，對世界範圍內工業革命歷史性大變動渾然不覺。時代大潮汹湧澎湃，中國這艘古老的大船卻在落日的輝煌中擱淺了。
馬克思1858年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
如果說“殊死的決鬥”預言了“陳腐世界”同工業化造就的“最現代的社會”之間的歷史性碰撞，馬克思對中國人精神氣質的描述，則道出了大清江山百餘年間淪為“紙糊的破屋”的緣由。無視世界大勢、固步自封、作繭自縛，注定導致國家和民族的衰亡。
生死攸關，奮起一搏方有轉機可言。可悲的是，大清帝國既找不到變革制度的勇氣、更新戰略的智慧，更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豪壯。無人照看的國家沒落渙散，大官唯爭權，小官唯爭寵，百姓唯爭利，軍隊喪失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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