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詭之處是，韋迪上任以來以一系列新政綱領完全轉移了公眾視線，足協雖然“拿出了態度”，卻大多是機制層面的縫縫補補，尚未觸及那個幽暗的體制深淵。
其實，已經落馬的前任足協掌門謝亞龍就寫過一份很靠譜的“萬言書”，他不僅道出了中國足球混亂的根源，更道出了中國體育環境的悲哀。謝文中提到四個關鍵問題，首當其衝就是體制。既不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也不尊重足球規律，職業足球體制嚴重脫離國情，脫離國家的宏觀控制，背離了人民群眾對足球的期望，長期信馬由繮，惡性運行，成了少數人和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第二是人。足球圈的從業者，從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協，從職業俱樂部到基層足校，由於足球長期失治，秩序混亂，正氣不張，業務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第三是大環境。足球的大環境不好，可以形容為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盤剝者多，給予者少；第四是足球賭博，它不僅左右職業足球教練員、球員、裁判員、官員的行為，同時還左右著球迷的行為，甚至還在左右高層對中國足協官員的更迭。
要解決這些問題，法律必須先行。目前國內對於專項體育的法律法規仍處於空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中，只有第34條提出體育競賽實行公平競爭的原則，嚴禁賭博。相應的處罰也只有第51條的模糊規定；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首次明確了足球裁判受賄屬於商業受賄，最高可量刑15年，而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罪最高可判處死刑；相關法律還缺乏細則，這使共犯往往逃脫，如行賄方，至今仍很難受到法律制裁。對於擅鑽空子的官員和商人來說，足球仍然是極好的獲利工具。以國內足球的黑暗度而言，眼下所打擊的恐怕還只是冰山一角。
在“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大背景下，還須正視“管辦一家”的體制“原罪”。韋迪上任後曾堅決表示“管辦分離”，近期又說須慎重、緩行，不知道這一關乎中國足球命脈的改革何時才能“到位”，而1994年的一馬當先為何不能成為今天的精神能量？即便如此，當務之急仍是厲行監管。
現今的反賭掃黑不能說成效不大，但就此認定陸俊之後再無黑哨，未免太天真。當“黑哨”再度浮出水面，足協官員要不要被問責？一旦受賄證據確鑿，如何嚴懲行賄官員和俱樂部？在監管制度的完善和制定過程中，政府需要扮演何種角色？司法介入能否成為一項長效機制幫助中國足球亂世用重典？打擊賭球能否效仿發達國家如英國的做法？
中國足球還將面臨各種各樣的難題與考驗。韋迪上任之後大環境確有好轉，王健林也在考慮回來，準備投幾個億用於青少年培養，恒大等地產大鰐也在為中超推波助瀾，中國足球仍然擁有廣闊的市場並仍然在昭示“燦爛的明天”。不過，這個“燦爛的明天”能早點來臨嗎？（來源：《瞭望》） |
